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著有《近儒学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著,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所触及。
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2]。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刘氏认为“伯厚(王应麟)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3]。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5]。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6]。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刘氏称之为“虚诬派”。他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学术的内在动力。刘氏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刘氏站在古文立场上视清学的发展为每况愈下,但若排除了评价问题,这种划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他还以拓疆建邦为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7]。
刘氏的清学“四期说”尽管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清学“四期说”在学界来得有影响。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氏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绎到两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正是刘氏所说的“怀疑”之意,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两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无异[8],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9]。《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1920年10月,而刘氏早在13年前就发表了《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刊载于《国粹学报》。刘氏在20世纪初实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而且他与梁氏还是辩论的对手,所以梁氏对刘氏著作及学术观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关清学史研究著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氏学术眼光之敏锐[10]。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著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能够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11]。刘氏熟谙清代学术的分合流变,不满于江藩著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曾于1904年著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著《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12],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二、“学以地殊”学术命题的提出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氏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态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13]刘氏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4],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是不加排弃的,相反的还吸取西学,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受西学影响,他前期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在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建树甚多。“学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学“地理环境论”影响下,所提出的很有学术价值的命题。
“学以地殊”虽是在西学启发下而凸显出其近代的学术意义,但刘氏提出该命题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本土,而不是西学。“学以地殊”命题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渊远流长。《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史记》说:“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17];《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史·儒林传序》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一个民族外在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生成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不同,则盛于北宋。清代以来,学者论学经常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是把空间差异与学派传授相结合编撰的学术史,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批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18]等等。因此刘氏所提出的“学以地殊”命题,若寻绎其思想之渊蔽,则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而他为何如此重视该命题的内涵,却是受西方“地理环境论”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刘氏正是以“学以地殊”的学术思想去反观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学术文化中“学以地殊”思想给予近代的展示与诠释,著有《南北学派不同论》,所以过高估计该命题的西学影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曾风靡一时,很快被学者所吸纳,藉以讨论中国学术。章太炎较早地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境的必然性[19]。刘氏推而广之,藉以讨论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他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包括了《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对传统各个领域的学术因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南北学术的分合流变作了系统的考察。
关于清学部分,著有《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20],刘氏注意到了“习尚”与“风土”的内在联系。他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一分为南北两支。南学又分为两派:(一)、以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胡渭以及吴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鹤龄、吴鼎、俞汝言诸人,为一派;(二)、把杭世骏、全祖望、臧琳及东吴惠氏、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赵翼归为南学另一派。对于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学,后有戴震之学,“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戴震死后,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扬州为最盛,有高邮二王、高化任大椿、仪征阮元、甘泉焦循、凌廷堪、刘文淇诸人,“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刘氏还把南北之学的差异归纳为三点:(一)、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二)、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三)、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而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最后指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刘氏不仅认识到学术因空间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地域内也存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是以后,江北皖南,……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南北之学的流弊不断暴露,所以才导致常州今文学的兴起。虽然“学以地殊”,但是地域性的学术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求得发展,地域性学术的交流、交汇与趋同,是地域性学术繁荣的的一大动力。刘氏说清儒“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正反映了地域性学术之间存在互动,并非铁饼一块。当常州今文学大兴之时,江北学者包慎言、刘恭冕、庄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同样也有江北之学输入南方的,主要有两派: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21]。刘氏把多样化的学术,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二派,不免有武断之嫌,但是他所说的“南北”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学术概念”,他所梳理出的清代不同派别的谱系,根据不仅在于地缘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师承关系。同时他对该命题不是作僵化的理解,没有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等,都有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字[22]。
“学以地殊”虽然是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换,但是由于刘氏《南北学派不同论》广泛影响而强化了人们对该命题学术思想的重视,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史,无不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梁启超、冯友兰,陈寅恪、谭其骧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可见刘氏“学以地殊”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史上回响之大了。刘氏不仅运用此命题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且还把它作为指导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编撰的重要理论[23],使传统的地方志编撰具有了近代思想意识,这也应肯定“学以地殊”命题的学术意义。
三、清学的“得”与“失”
总结清学的是非得失,是刘氏讨论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学的历史事实比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学评价问题,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很困难。大多数学者对清学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使学风归于平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归,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把清儒与汉儒相比较,认为除今文学之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24]而刘氏将清儒与明儒相比较,指出“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25]。他们都认识到了“求是”是清学最大的特点。
清学以“求是”为宗,主要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清代汉学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实事求是”的严慎治学方法,后人对汉学多有肯定,也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的。章太炎对汉学的严谨治学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启超、胡适,便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的精神”了[27],这些显然有主观拔高汉学方法的学术价值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刘氏观点显得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他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于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28]侯外庐先生认为刘说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么[29]。其实不然,刘氏对清代汉学治学方法有具体的归纳,把这种方法概括为“标例”和“证实”。他认为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证实”即“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30]。这是清代考证学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求是”的治学精神固然是清学中值得肯定之处,它使清学一反宋学之空虚而入实,但是为“求是而求是”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陷入“琐碎”的纯考证一途,这种所谓的“实”也只徒有虚名罢了。清代汉学的弊端早已引起学者的批评,方东树、龚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经学升降,以六字概括: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31]。不管这种归纳是否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属乃事实。
刘氏少承家学,其治学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是晚清名声仅次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大家,但他对清代汉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不囿于自家学统的牵制,对清代汉学作了严厉批判。刘氏首先从学术本体角度,历数清代汉学的各家各派缺陷与不足。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以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其弟子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数外,也难免汉学通病,刘氏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吾阅江氏《汉学师承记》,吾郡穷经之士,远过他郡,然求其所谓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33]哪怕扬州学者向来不主门户之见,学贵主“通”,在刘氏看来多数学者不过墨守陈规,少学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汉学的末流归为“丛掇派”,该派又分为四类:(一)、“据守”者,“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校雠”者,“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三)、“摭拾”者,“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四)、“涉猎”者,“择其新奇,……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34]刘氏对清代汉学流弊的揭露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恶汉学末流之学风,在于其有违他本人治学风格的缘故。刘氏向来主张学人应该作“通儒”,学术贵在自得而不流于支离,强调“考古通今”[35]。他对这种“详于考古,略于知今”[36]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37]。对那些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经世学风,刘氏则倍加推崇。
刘氏从学术角度对清代汉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作为前期积极主张排满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评价清代学者就显得有困难了。“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这是刘评判清儒的主要标准,他把“学术”与“种族”,“文”与“行”,“著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把两者本应该使用不同评价尺度的领域决然对立起来,选择后者作为衡量评价清儒的首要标准。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顒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38]。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或不屑于入仕的学者,刘氏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而那些在清廷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学者,则严加讨伐。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39];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40]。刘氏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考虑特定历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或学者。刘氏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评价,有失公允。
与此同时,刘氏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致于以偏概全。刘氏曾著有《中国民约精义》,凸显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他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虽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启蒙意义,其学术价值同样也不可忽视[42]。
四、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
刘氏作为晚清扬州地域学术的后起之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43]。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氏追述其学术先哲的兴味。在刘氏相关清学史论著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扬州学派,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他也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沄、王懋竑、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地域性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则归入吴派[44]。刘氏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响。尽管如此,刘氏还是一直致力于光大扬州学术为自任,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显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刘氏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著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45],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刘氏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46]。扬州学派虽然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不囿于一家之学,但是更多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47],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48]。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49]。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50]刘氏对扬州学派反对墨守、学主会通的学风,可以说“心领神会”,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才是真正的“通儒”。[51]
刘氏不仅对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扬州学者师承关系、治学方法了然于心,而且还挖掘出了一批被后人所遗忘的扬州籍学人,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扬州学派的整体面貌。刘氏一一为他们立传,如《刘永澄传》、《梁于涘》、《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朱泽沄传》、《田宝臣传》,《扬州前哲画像记》等,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刘氏对立传人物的选择,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价值判断。这些传记大多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当时他还热衷于排满革命,需要挖掘忠义节烈之士,以激发民族感情,这也是他“以学论政”的一贯做法。刘氏在《孙兰传》中提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评价标准,认为孙兰师从汤若望,而不事清廷,就体现了这个标准。而杨光先力诋西学,直声著于明廷,但仕籍复标于清史,这种“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实应被后人所唾弃。因此刘氏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刘永澄;大力歌颂“从容就义,不欲与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于涘;赞扬“不欲以所学媚异姓”的徐石麒;更钦佩有“夷齐耻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刘氏不是仅仅从民族气节方面肯定扬州学人,还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刘永澄精于理学,其孙刘抬拱及朱泽沄、王懋竑传其学;孙兰精于数学;徐石麒专于词律之学;蔡廷治精治《易》学;田宝臣明于声音训诂之学[52]。
在整理研究被淹没的扬州学人方面,刘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于“以彰吾郡学术之盛”。他曾经“三游海陵,咨询田氏学”;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迹及寻找佚失的诗文,遍阅浙西诸志,最后“特网罗故乡文献,别为传文一通,以补谢山之缺”;为考证蔡廷治学术源流,“征考乡邦文献得廷治事,兼读其遗著数篇,知廷治之学出于云庄”[53]。这些工作对保存学术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为后人研究扬州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由于刘氏的努力,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术群体,逐渐引起了学者注意,“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54]。张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记》,实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论,但是刘氏却开研究扬州学派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