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除了论述《春秋》之“义”，《周易》之“变”之外，对《周礼》、《尚书》等经典中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周礼》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从史例角度讲，它属于记注，按一定的格式，汇集、排比资料，所谓“《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2](P2)《尚书》中蕴含的最突出的史学思想则是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5]从史书体例上讲，它“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有“体圆用神”，灵活多变的特点。所谓“《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2](P4)“六经”不仅在史学上各有侧重，它们还不断相互推移融合，向后世史学发展。对此，章学诚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论述，他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又说：“《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2](P2)还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2](P4)等等。这种推移融合，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先后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2](P2)二者都融《尚书》、《春秋》于一体，进行了新的创造。“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2](P4)总之，后世史学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从“六经”中承受了很多东西。从编纂形式上讲，有的体例灵活，体现了《尚书》“圆而神”的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有的体例规整，体现了《周官》“方以智”的特点，如班固的《汉书》等。
总之，六经在史学变革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章学诚以崇经的心态探索史学的出路，以经为标准论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在复古的旗帜下创新，富有特色。
三
在具体的史学变革上，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也即效法《尚书》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来变革史体。章学诚对《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2](P4)又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2](P2)由于内容不受形式限制，体例较为灵活，所以《尚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见解，比如《尚书》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就是通过这种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2](P2)随着历史的发展，《尚书》这种撰述形式虽然被融合到其它史体中了，但它“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却一直对后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史学史上有创见性的史学著作，都吸纳了这一点。《尚书》“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司马迁将上古史著融会贯通，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体圆用神，犹有《尚书》之遗”。其后，“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作了变通。接着“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又作了变通。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同样是吸取了《尚书》的精神，“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2](P4)由此，章学诚提出了变革史学的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2](P4)对于纪传体史书，当“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2](P4)恢复古代史学以“史义”为中心，以“圆神”为准则的创作精神，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目标。
章学诚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改造史体，就没有必要象《史记》那样强分列传、世家和书志。实际上，列传是传，世家和书志也同样是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2](P4)由此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本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2](P81)这样处理史书编纂，其优点是“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日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除此之外，书中还应有表与图，“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2](P4)他之所以重视新史体中要有图表，是因为在他看来，“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阙一而不可者也”。[6](P635)章学诚以《周易》变通思想为依据，本着《尚书》“圆而神”的原则，试图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糅合在一起，带有探索新综合体的特点。他曾自负地讲，“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2](P4)点明了自己探索新体裁是与《六经》有密切关系的。对于章学诚在史书编纂上的这些有价值的探索，章氏好友邵晋涵曾评价说：“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即《书教下》）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2](P4)也指出章学诚是从“六经”引发出史体的创新。
四
章学诚以“六经皆史”论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史学出路，其变革创新意识颇引人注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章学诚的这种史学变革理论实际上又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章学诚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要为史学开新风，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的。在他看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行渐著，不得已而出之”。[6]（P119）他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随时而创，即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制作”，“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6]（P120）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多次提到“时会”，认为一切变革，都是“时会”使然，圣人也是随“时会”而“创制”，从而达到“穷变通久”的境界。章学诚认为圣人之道，当随时势的变化而加以损益，这样才能解决所出现的新问题以应变于无穷。他的这一思想见解，就使得他一再强调，研究学问要遵循“礼，时为大”的原则，要“贵时王之制度”，反对“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6]（P231）故而他在论述史学问题时，彰扬“史义”，注重探索僵化的传统史学在新的“时会”下的创新，其“六经皆史”的理论正是“随时而变”思想的产物。
另一方面，章学诚所说的“随时而创制”，又是以儒家六经为准则的。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中虽然也认为孔子所述六经之理，不能不随“时会”、“事变”而加以补充，但其历代相传的儒家的“所守先王之道”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易的。“时会”不同，“事变”出现，也只有沿袭历代儒家的正统学术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变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6]（P139）“随时撰述”的前提是“贵约六经之旨”。章学诚下面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他在创新与因袭之间的矛盾，他说：“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6]（P232）从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章学诚主张随时制艺，但不可越出《诗》、《书》六艺所垂于后世的义理之外。古今损益，道有可通，“知时”而能“通古”，尊经而又有所变通，是章学诚的一贯思想。这样，章学诚的史学创新也是以“六经”为依据的，其“六经皆史”既体现了他试图创新的意图，又陷于“六经”而不能自拔，使得他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他的史学变革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周易》的通变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探讨了《尚书》、《春秋》、《周礼》“圆神”、“方智”的状况，分析了它们相互融汇推移的过程，最后以《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精神为准则，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但同时，他也在这一点上陷入矛盾，使自己的史学变革处于两难之境，他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史学“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的局面，但又无法找到新的理论依据。章学诚通过对“六经”的理解，阐发史学通变的思想，别具一格，自有蹊径，虽无法走出传统史学的藩篱，但却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史学求新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参见周予同、汤志钧《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于《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仓修良《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载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
[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4]吴怀祺.章学诚的易学和史学[J].史学史研究1997（1）.
[5]王记录.《尚书》史学价值再认识[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1）.
[6]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