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庆元党争；杨万里；心态
南宋绍兴弛党禁，以二程洛学为主的新理学复兴，并成为一种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理学思潮，它开始以清议姿态抨击朝政，很快发展成为一种激进的政治势力，与维护现状苟且偷安的官僚势力生产了冲突，双方在斗争过程中阵线渐分，最后成为争夺朝政权力道学党与反道学党。两党相争从孝宗淳熙年间始至宁宗嘉泰二年，历时三朝，形成南宋中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环境，由于党争的高潮与结局在于庆元三年的党禁事件，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之概括为庆元党争。险恶的党争政治极大影响了朝野士大夫的政治心态，杨万里虽未列入党籍，也未遭到反道学党人的诬蔑迫害，但党争政治却像一团永不消散的阴霾，成为他在党争中心态变化的最主要因子。
一 经世与忧世
杨万里(公元1127 -1206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出身寒贫，其父杨带乡间儒士，家中藏书甚丰, 精熟儒家典籍，常以圣贤之道勉励万里，杨万里因此对儒学有深厚感情并逐渐形成“达济独善”的儒学人格。绍兴二十八年，杨万里出任零陵，结识张浚和胡铨，张浚以正心诚意勉励之并以“诚”名其斋,还请胡铨作《诚斋记》记之，万里深为感动，自号为“诚斋”以铭记终生。
前辈的勉励与期望，激起了杨万里的“经世”热情。隆兴元年二月，因张浚举荐，杨万里除临安府教授。在张浚去逝后，杨万里精心写成《千虑策》上呈宰执陈俊卿，以期得到朝廷重用。《千虑策》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强兵方略，诗行慷慨凛然,大丈夫经世气概，正是当时杨万里用世心态的写照。
然而南宋朝廷苟且偷安，朝政被一帮官僚近习所掌握，崇向“安静无为”，激进的道学党人进入朝廷威胁到了官僚近习既得利益，所以对道学党的排挤打击不断升级。而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党人也以“小人”之论反击。而孝宗兼用战和两派势力，政治态度摇摆不定，这给朋党政治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杨万里在家学师传上“与道学有分”。他“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和“得君行道”的王道追求也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抨击反道学的官僚势力，尤其在鞭挞近习势力过程中立场坚定。乾道七年三月，孝宗欲重用近习张说为枢密院事，朝中张拭因反对而外贬，杨万里愤然上书为张大鸣不平，虽张拭终未能留，然其“风操甚厉”之举却深为同道所钦佩。
由于孝宗固执宠用近习，朝中正直人士陈俊卿、黄中、汪应辰、陈良佑、张拭、周必大、赵汝愚等纷纷离朝外任，杨万里也出守漳州。朝政被官僚近习这些佞幸之辈弄得错乱不堪，杨万里有诗喑讽：“东风未得颠如许，定被春光引得颠。晚雨何妨略弹压，不应犹自借渠权。”［1］浑浑噩噩的官场生活令精忠报国的杨万里感到厌倦：“醉里还多感,醒来却更愁。醉醒都不是,愁感几时休?”（《诚斋集》卷十《忧患感叹》二首其一）醒醉皆愁，正是杨万里深感生不逢时，壮志难伸的苦闷之态。
委靡病态的政治环境使杨万里不时萌发归田赋闲之念。“道途奔走不曾安，却羡山家住得闲。记取还山安住日，更忘奔走道途间”（《诚斋集》卷六《甲午出知漳州晚发船龙山暮宿桐庐》二首其一》）乡村赋闲，无需官场折腰，是杨万里所向往的境界，然生活的穷困又迫使他出仕。归田与出仕的矛盾常令他苦闷不堪。淳熙二年，万里改知常州，请辞作祠官，罢官不罢禄，万里在诗中道出其中的苦衷：
亦岂真辞禄，谁令自不才？更须三釜恋，未放两眉开。
道我今贫却，何朝不饭来？商量若为可，杜宇一声催。
（《诚斋集》卷七《待次临漳诸公荐之易地毗陵自愧无济剧才上章丐祠》）
二 卫道与忧道
南宋王朝危机四伏的严峻现实使许多有识之士警醒，“革除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一股求新求变的学术政治思潮很快就酝变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以朱熹为首道学党正是这一政治势力的策动者与主导者。
淳熙八年（1181），朝中道学人士史浩以侍进身份向朝廷荐薛叔似、陆九渊、叶适、袁燮等道学人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在地方上，道学党开始对反道学势力开战，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为浙江茶盐公事赴浙东赈荒，当他救荒至台州，查得王淮姻亲、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枉法，上疏弹赅之，王淮依相权之便暗中党助唐仲友，而王淮正是反道学的官僚集团的首脑人物。朱熹随即将攻击矛头对准王淮，连续六次上疏弹劾。
在道学党猛烈抨击守旧官僚与近习小人的过程中，杨万里自觉参与其中。淳熙十二（1185）年五月除杨万里吏部郎中，成为朝政权力的高层成员。“达则兼济天下”，身居要津的杨万里随即上《淳熙荐士录》荐举同道朱熹等人。同时也劝谏孝宗远离近习小人，“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雠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2］
道学势力的壮大引起了反道学党的极大震惊。为阻止他们向朝廷扩张，反道学党人恶意捏造名目诬蔑诋毁道学，攻击道学党人。由于道学党势单力薄，还未能与王淮相党相抗衡，故在反道学党的疯狂攻击下节节败退。淳熙十年（1183），陈亮有滥膺道学之祸，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吕祖谦的弟子彭仲因主张道学获罪而去，同年十一月，陆九渊被王淮党羽论劾罢逐， 淳熙十四年（1187）十二月，衡州知州刘清之因“以道学自负”被劾罢。道学党人的政治前景阴云笼罩。
凶险多变的党争政治让杨万里暗暗为道学党的政治命运担忧，他在诗歌《夜雨》中表露了他此时的心理：
幽人睡正熟，不知江雨来。惊风飒然起，声若山岳摧。
起坐不复寐，万感集老怀。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
寒夜耿难晓，孤吟悄无侪。虫语一灯寂，鬼啼万山哀。
雨声正如此，壮心滴不灰。即今踰知命，已先十年衰。
不知後此者，壮心肯更回。旧学日蔬芜，书册久尘埃。
圣处与天似，而我老相催。坐念慨未已，东窗晨光开。［3］
江雨惊风，正是道学党人所面临的恶劣政治环境。杨万里对之万般感慨，然“壮心不已”，对道学党“得君行道”理想仍有期待。在道学势力不断受到排挤打击之时，杨万里在朝奋力护卫道学。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永思陵附庙，官僚洪迈提出以张俊与其他三人配享，而万里则坚决主张以张浚配享，两人在朝中激言争辩。杨万里认为洪迈“指鹿为马”，欺压朝野。孝宗因此怒杨而贬之出朝。杨万里为争张浚配享不惜触犯龙威，不仅出于他对张深厚感情，更是因为张浚是道学党的一面旗帜，杨万里冒死举起这面旗帜，是对反道学打击压制道学行为的强烈回应。
三 无奈与归隐
孝宗在和战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致使政局复杂多变，淳熙十五年（1188），顽固的主和者高宗驾崩，孝宗中兴之志复燃，开始起用积极进取的道学党人。同年，反道学领袖王淮退位，庇护道学党的周必大开始执掌朝政大权，道学党人“得君行道”希望燃起。周必大上台不久，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叶适向其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等三十四人，全为道学同道。杨万里也在孝宗禅位给光宗后再次入朝，光宗曾受教于他，故对这位“学生”寄予厚望。杨万里入朝不久，便连上三道奏折请求光宗正心诚意，远离近习，杜绝朋党，革除弊政，“得君行道”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朝中的朋党问题，杨万里尤为忧虑。曾在孝宗要求“太子参决庶务”时，杨万里就上书郑重指出其危害性。“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4］杨万里对北宋党争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对皇权及人心也有深刻体察，故对之忧心忡忡。可惜没有得到重视，终酿成政治悲剧。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载“孝宗之末，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杨诚斋时为官僚，上书太子曰：“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当时诸公，皆甚其言。至绍熙甲寅，始服其先见。”然杨万里的忠直反遭厌弃，孝宗嫌其“直不中律”而贬之朝外，光宗也生厌烦，任其为借焕章阁士，迎送与陪伴金国使者，使其远离权力中心。杨万里对此也心里明白“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获罪。”（《诚斋集》卷六十七《与材翁弟书》）
光宗昏聩，朝政兼用正邪，以致朋党之风愈演愈烈，加之皇权分裂为二，孝、光父子情疏，党争形势更为险恶多变。杨万里苦谏光宗消除党争之患，他郑重警示道：“党论一兴，臣恐其端发于士大夫而其祸及于天下，国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惧哉?”（《诚斋集》卷六十九《上殿第一札子）然光宗昏庸，置之不理。朝野党议日益高涨，朝廷政局处动荡不安。
面对这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杨万里深感人生祝祸福难料，身居险恶官场，处处委曲求全，思归不能，内心苦闷无奈：“红尘无了日，白发未还家。”（《诚斋集》卷十八《感兴》）党争政治令杨万里身心交瘁，忧惧日重。他在给周必大的信中表露当时心迹：“独世路风涛，真可畏耳。”（《诚斋集》卷六十六《与周子充少保书》）面对朝中激烈党争，杨万里急流勇退，在局外冷眼旁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