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意大利流行的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忱时，威尼斯人如萨伯利科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哲学和修辞学上的才能，既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发展，也没有像在意大利其它地方那样，在外邦人身上得到奖励”。［2］（p70）费莱佛不是被国家而是被私人召请到威尼斯，并且不久就发现他的期望落空。特列比松的乔治，把柏拉图的《法学》拉丁文译本献给总督，又把他的修辞学献给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离开了这个城市。［2］（p70）上述这些文人雅兴明显的是不符合威尼斯人实用主义目的的思想。
第三，威尼斯的繁荣富庶引起众多嫉妒，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威尼斯人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性格特征。
威尼斯的繁荣富庶，被同时期的萨伯利科这样描写的：这里有古代的圆顶房、尖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现的繁华，最壮丽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了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面拥挤着人群的广场上，那里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哗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嗓音的交谈中进行的。在广场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门廊里边，坐着数以万计的兑换商和金匠，而在他们头上则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边的店铺和批发店。他还描写了在桥另一边的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有他们的货物和他们的住所，前面是他们的并列地停泊在运河里的船舶，再往上是载满了油、酒的船队。在蜂拥着搬运夫的河岸上边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从利亚尔图到圣马丁广场则有很多的客栈和香料店。最后是威尼斯的公共福利机关及医院的描述。威尼斯的公共事业机关也是同时期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在威尼斯找到典范：退休公务人员的年金制，对孤寡的照顾，医院的医疗福利制度等等。［2］（p61）由于威尼斯的繁荣富庶，她招致的嫉妒由来已久。有国内的教皇及其它诸邦，有国外的法国和西班牙等。坎姆布雷同盟即是内外针对威尼斯的报复，而威尼斯却能很快地走出困境。威尼斯的富庶及威尼斯人这样的团结一致与自信，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对外界一切（包括文化方面）的孤傲与蔑视。而这样的性格也使其后期违背了它过去的一贯政策，奉行所谓“大陆帝国新政策”，力图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者。［5］（p312）这招致各城市国家的不满和教皇及法国的干涉，最终在各方的围攻下，逐渐处于劣势。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在此条件下所形成的威尼斯人性格特征，使其以特有的形式展现给我们。它是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特定精神文化展现，同时也是政治及现实生活的世俗性和实用主义展现。威尼斯并非“停滞”也非“神秘”，它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位，和佛罗伦萨一样，同样无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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