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考典故，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熙宁五年九月辛亥，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笔见存，诏送天章阁。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诏送天章阁。元丰八年六月十三日，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崇宁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阁迁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诸色人并不许抽差。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笔当藏龙图，英皇告敕当附宝文，凡皆置之。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自有钦先孝思殿，纵复为原庙，亦当在首阁。瑞物已藏龙图，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节，当是时已有三阁，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藏焉……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仁宗之问边事，神宗之议官制，皆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月，始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三月，增置侍讲；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
三、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群玉殿、芯珠殿之北，旧日寿昌阁，仁宗庆历元年(1041)改为宝文阁。仁宗在位时，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嘉祐间，曾因欧阳修奏，补写秘阁太宗御览书籍，“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上，于门下省补写”。其地位已并列于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之间。仁宗听政之余，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近侍大臣诗文酬唱。如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丙申，召辅臣、近侍、皇子、驸马等在龙图阁、天章阁观祖宗御书后，“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 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而仅过了三天，“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所以，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御书而特地建造的，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而成。
史载，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在听政、读书之余，仁宗作诗、撰文，著述颇丰。宋代自太宗朝起，“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当然，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著作有：《明堂新曲谱》1卷、《景祐乐髓新经》1卷、《审乐要记》2卷(经部乐类)，《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子部天文类)，《洪范政鉴》12卷(子部五行类)，《攻守图术》3卷、《神武秘略》10卷、《行军环珠》1部(卷亡)、《四路兽守约束》1部(卷亡)(子部兵书类)，《仁宗御集》100卷、《目录》3卷(集部)。
仁宗亦好书法。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翫好，唯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渑水燕谈》卷九亦谓：“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1063)四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即“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命翰林学士王珪撰记立石”。于是，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御书、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在此期间，宝文阁未设官职。治平四年(1067)一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是年始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将英宗御制、御书附藏于宝文阁。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直到元符元年(1098)，十余年后，才确定建造收藏其御制、御书的殿阁，即显谟阁。在这之前，神宗御制、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显谟阁
显谟阁，专藏神宗御制、御书。宋神宗死后多年，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据《长编》卷四三四记载，元祐四年(1089)十月戊申，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上奏称，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935篇，为90卷，目录5卷，请求建阁收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阁、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之训。又别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仅下诏将神宗“御集于宝文阁收藏”，“更不别建阁”。距苏辙奏请后九年，元符元年(1098)二月丙申，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正式“诏建阁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
综上所述，由于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期间，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政绩的评价，联系《神宗实录》几经反复重修，对已形成制度、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证明在建造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神宗本纪一》称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但《宋史·神宗本纪》结尾《赞》中，对其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大不以为然，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就如神宗在政治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但对其编修《资治通鉴》却十分支持，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还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并“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引者按：神宗当太子时居处)旧书二千四百卷”。这同时说明，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神宗御笔手诏》21卷、《(神宗)御集》160卷。
显谟阁建立后，久未设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显谟阁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下。崇宁元年(1102)，恢复原名。
五、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十六日，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崇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100册，凡2057篇。大观元年(1107)二月、四月，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成693篇，30册。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有《哲宗御书》前后集27卷，《前集》政事18卷、文辞1卷，《后集》文辞1卷、政事7卷。《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哲宗御制》前后集共27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大观二年(1108)二月十三日，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御集，以“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如前龙图阁等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1116)九月，增置直徽猷阁。
六、敷文阁
宋徽宗赵估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但多才多艺，在诗词、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黄钟征角调》二卷(经部乐类)，《宣和殿记》一卷、《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史部传记类)，《老子解》二卷、《天真示现记》三卷(子部道家类)，《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徽宗)宫词》一卷(集部)。
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后，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制、御书的制度。在此之前，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收集到不少前朝的《实录》、《会要》、《国史》及其他图书，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如绍兴三年(1133)正月，访知“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徽宗)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当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绍兴十年(1140)，徽宗的御制、御集编集完成。于是，是年五月十一日，“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士以下官”。此后，对徽宗御书、御札又广加收集。绍兴二十四年(1154)，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凡百卷，上(高宗)自序之”。先“权奉安于天章阁”，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集中“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经录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七、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几经流离颠沛，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在此前后，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构。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御制的制度。绍兴六年(1136)三月丁酉，高宗“诏于皇城内修盖天章阁，以奉祖宗神御。后以亲征，未及行”。此后，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 置下来。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如绍兴元年(1130)十一月，“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权于临安府院奉安，朔望节序酌献供飨一分而已”。又如绍兴十年三月“壬寅，奉安徽宗皇帝、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于天章阁西之神御殿”。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要录》卷一六七载，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乙亥，诏建天章等六阁”。记载十分简单，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而《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祖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自龙图至(显)[敷]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据此，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显)[敷]文阁在内北宋六阁，实为一阁，故阁之匾额“二十四字合为一扁”。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遂总称为天章阁。需要指出的是，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土以下官”。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另，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祖宗”，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合为一匾，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为徽宗建敷文阁后，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理宗显文阁、宁宗宝章阁，都建在天章阁内，然虽有阁名，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且南宋五帝之阁，与北宋在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仅收藏各帝御制、御书，很少收藏其他图书。限于篇幅，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1274)后不到五年，元灭宋，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帝都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自宋太宗去世，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墨迹起，建造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案材料的收藏。联系宋代官方、私家、书院、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就这项制度而言，北宋更为健全，除了太祖、英宗未建阁(按：太祖去世后，太宗朝尚未设立此制度；英宗在位则不到五年)，真宗天章阁是其生前命令建造外，不但各帝去世后都为其建立单独的殿阁，收藏其御制御书、诗文手迹，而且还收藏其他图书、书画。南宋则合各帝诸阁于一处，仅收藏本人的御书、御制、诗文墨迹。
宋代创立的这一制度，也反映出宋代各朝皇帝在重视文教、推行文治政策的同时，重视自身读书学习，普遍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勤于撰作。正是在最高统治者的这种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如《宋史·艺文志序》中所指出的现象：“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絫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使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