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3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12月14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谩骂及攻击张、杨。更荒唐的是，他们自己混淆黑白，还不让别人来澄清事实。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 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推卸责任、谴责张学良和赞美蒋介石还不算，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说：“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明苏联人民没有得到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南京、东京、柏林、罗马——开始攻击苏联，说他们对双十二爆发不无关系。那么这种新闻全不可靠。苏联除了攻击此次运动，他是不能够否认这点的，这真糟糕透了。但是，你要知道苏联的群众是诚心诚意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作用最大、影响最大，而且错综复杂。孔祥熙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之后，觉得苏联“并不认张、杨为与党，而反斥其汉奸，不认其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知道西安事变不会酿成“国际战争”，南京政府可以致力于内部对付张、杨，“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情感之维系”，三管齐下。1936年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说张学良的同一封电报中就说：西安事变，“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胡适也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搞西安事变，“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苏联的新闻舆论对南京政府来说太重要了，也太需要了。难怪后来张群对苏联使节说，《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给南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937年4月3日，不顾在事变中受到的腰伤，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刚返回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宣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参与了对西安事变决策的全过程，他曾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真理报》所说的，对中共中央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陕北安全的影响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中共只有执行和配合一个选项。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张学良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且与中共及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毋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在商谈潼关、平凉军事部署等问题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联名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了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完全相反时，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
也许是考虑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有可能内外有别，1936年12月17日晨，张学良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又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给张学良回电：“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在与周恩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张学良掏出苏联的《消息报》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居，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竞也持反对态度。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蒋介石也猜到张学良的心理活动。就在12月12日兵谏后，蒋介石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有一场争论。张学良说要把蒋介石“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蒋介石则怒气冲冲地斥责说：“尔妄想国民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言中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希望被人理解，却得不到理解。张学良心碎了，与中共配合行动的决心动摇了。为了表明心迹，他仓促行动了，其结果不仅造成自身失去自由，而且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也崩溃了。张学良的这一变化，苏联新闻舆论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对整个世界来说，仲冬发生的‘绑架’中国委员长的事件，是以神秘的东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的一个生动的插曲……很明显，这是一场中国的危机，它迫切要求人们作洞悉内情报道。”这就是西安事变时期的国际新闻舆论。然而，舆论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当人们在社会中结成多方位的相互联系时，就会对共同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并逐渐形成相近的言行。国际新闻舆论方面，无论是欧美的新闻舆论还是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它们虽然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后果，但是它们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又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虽然国际新闻舆论的干预并不能直接代行有关决策当局之职责，但是它们毕竟可以通过某种力量和压力的形式，使有关各方的言行有所约束和顾忌。作为卷入西安事变的各方来讲，国际舆论的作用和影响在不同程度都体现了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后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