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 也可能是社会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正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福科所说的“知积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第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这就需要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面的视角提出多方面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一旦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绝对正确、绝对 对客观的束缚，[23] 从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去理解中国科技与文明，我们就不仅仅只想象“百川归海”的图景， 而是可以充分领略中华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我们如上所述，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那可以研究的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学术之路可以越走越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就有二十多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科学革命”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研究永无止境。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稍微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其实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可以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又有多少宝贵的经验啊。 如果说李约瑟的负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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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李约瑟的工作的评价很多，最近出版的由刘钝、王扬宗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一书收集了这方面重要的论文， 可以参考。
[2] Needham, 1969, p.12.
[3] Needham, 1969, p. 190.
[4] 何丙郁， 李约瑟与“李约瑟之谜”：将要面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束篇”, 见：刘钝、王扬宗, 2002， pp. 124-136.
[5] 对各家质疑的综述，见范岱年， 1997；董英哲、吴国源， 2001。都收入刘钝、王扬宗， 2002。
[6] 例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名著《中国文明史》称北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见Jacques Gernet, 1996, p.330.
[7] Joseph Needham, 1967.
[8] Max Weber, 1930.
[9] Max Weber, 1968, pp.226-249.
[10] Nathan Sivin, 1995b.
[11] Derk Bodde, 1957.
[12] Barry Barnes, 1977.
[1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页3-4。
[14] 俞吾金、陈学明， 2002， 页124。
[15] E. P. Thompson, 1963, pp. 9-14。
[16] 郑涌， 1997，p. 95.
[17] Clifford Geertz, 1973, p.5.
[18] E. Durkheim, 1915, pp. 12-18.
[19] Latour, 1979; Traweek, 1988; Kohler, 1994.
[20] Sivin, 1982 pp.104-5; 中译文见，刘钝、王扬宗， 2002， pp.512-13.
[21] 王国维，1928， 页201。
[22] 陈寅恪， 2001， 页277。
[23] 有必要指出，这里不是要否定科学知识客观真理性， 而是要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说明知识的真理性。马克思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