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生在17世纪中期（其时刚刚入清，系明代的技术当无疑问），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外传日本的情况。
据日本的《本朝世事谈绮》说：日本的起绒技术始于正保庆安之间（公元1644－1651年）[6]，其起因是在输入日本的起绒织品上发现未割除的起绒杆而引起的。
《谈绮》说到的那件织物，很有研究价值。虽然书中没有交待其来历，但有学者认为是荷兰人运至日本的，相信即荷兰产品。此看法恐怕不大对，大概是过分相信历史上欧洲学术对于日本的作用，认为日本近几百年间产生的科学技术多半来自欧洲的结果。17世纪前后，荷兰织制的这类织物与中国的不同，均采用毛纤维，绝对不用丝纤维，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对这一点就有所反映，西川在介绍荷兰的这类织物时，即明确的写为毛ビロゥド，以示与丝织品有别（大概当时日本把用丝织成的起绒织物只叫ビロゥド，而把用毛织成的，前面另加毛字），《谈绮》没有在那件织物前加书毛字，可见不是毛织的，实属丝织的。既然是丝织产品，无疑是中国产品，与荷兰无关。
《谈绮》提到的那件织物是怎么运到日本的，现已很难考证。根据当时中国对日贸易情况估计，极有可能是中国商人直接启运的，既或不是这样，其根源实亦来自于中国。17世纪时，日本购买中国货物同中国购买日本货物一样，都是比较麻烦的，明政府对日禁运政策，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商贸发展都有不良影响，日本为了冲破明政府设置的这种人为障碍，在进口中国货物时曾经作过许多尝试，除了设法拉拢中国的私商，还采取过这样两种措施：
一是经南洋转口。经常利用日本商船把中国输送到南洋各地的货物向日本转运。明代同南洋各国的贸易始终没有间断过，16、17世纪时，南洋的爪哇下港、吕宋马尼拉和马来西亚大泥等地的商业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华侨在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开辟有唐人街和商业区，每年向这些城市提供的中国货物相当可观。据荷兰人侯孟德的航海日记所载，在当地的市场上有：漆器、陶器、镜、梳、人参、伞和各色纸张，也有各色生丝、各种丝布、繻子、缎子和天鹅绒等丝织物[7]。正是由于日本非常重视从南洋这条渠道购买中国的商品，所以徐光启在其所著《海防迂说》中才有所谓的：中国禁绝贩日“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之说[8]。
二是由欧洲国家商船提供。日本在17世纪时期确实曾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个国家通商，但这几个国家贩日之物，并非尽为其国之所自产，而多半杂有中国的产品。当时这几个国家在亚洲都有一些殖民地，葡萄牙的势力侵入印度沿岸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澳门，西班牙的势力侵入以吕宋为主的菲律宾群岛，荷兰的势力侵入南洋爪哇一带，并占领中国的台湾。台湾为福建剪绒之大批销货地，爪哇、吕宋和马来半岛都是明代外贸商品的集散地。台湾、澳门自古即中国的土地，清初时以经销福建、广东的剪绒和各种丝织品著称。明末当亦如是。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欧洲人向日贩运的商品，往往即取自聚居南洋各地的华侨和台湾、澳门两地。特别是荷兰，一直奉行以华货易日银，再以日银易华货的原则，不仅不断地在中国沿海地区或海上购买或劫夺中国商品作为换取日银货源，而且还同日本签订了每年向日本供应74万盾台湾商品的合同，按时按量地向日本输出。
过去研究中日通商的著作，大多着重阐述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来往，而很少考虑这两种情况，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不容忽视的。《谈绮》所说的那件导致日本产生起绒技术的织品，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是用什么方法运往日本之前，当然不能排除是用这两种方式运往日本的，而在不排除这两种方式之前，便认为一定是欧洲的产品肯定是不恰当的。不过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似乎都同中国密不可分。
明代起绒技术对日本的这次传播，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进行的，完全摆脱了技术操作者的直接授受。因为利用起绒杆织制织物，一般是不会发生漏割起绒杆的现象的。而且无论古今，凡是准备出售的商品，都不会不考虑质量，如果漏割，一定会在织物幅面上形成一条难看而又不易弯曲的横路，会严重影响其外观。《谈绮》所说那件织品，实是一个例外，大概是由于织作者在织作过程中急于求成，马虎其事，而出售之前又未认真检查而造成的。此差错无形中竟为中国向日本传播这项技术创造了条件，这自然是人们预先料想不到的。
5．“倭缎”一词与日语ビロゥド的关系
倭缎这个词在中日两国起绒技术交流史上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意味这个词中的“倭”同日本有什么关系[9]，而是说这个词在明代的时候外传，并且对日本有所影响。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本文所探讨的一些问题的理解。
在日本的著作里，历来都是把起绒织物写作天鹅绒（不似中国天鹅绒仅表示起绒织物之一种）。这种写法，当然是借用中国的词汇，但在读法上则有两种，一种是用中国的读音，例如日本织制的唐天和绢天的“天”（唐天和绢天系日本明治时生产的两种丝织起绒织物，“天”为天鹅绒的简称），均读为てん；一种是读作ビロゥド，读音与前者迥别，但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外来语。前者“天”的读音非常明显，勿须多论；后者，也可以说这个词汇的读音是怎么产生的，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日本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认为日本ビロゥド这个词汇是从葡萄牙语Veludo和西班牙语Velludo转变的，特别是同葡萄牙语的关系尤为密切，而Veludo和Velludo二词则似乎是来自拉丁语Vellus（带毛的碎羊皮）[10]。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ビロゥド大概确实是出自葡语或西语，可是若谓拉丁语Vellus是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do的本源，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词汇同拉丁语有关系，是日语ビロゥド最原始的本源，却不免有些牵强。拉丁语Vellus 与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s的前半发音相似，但不具备do的音，将两词如此联系，显然不大恰当。根据Veludo或Vellus和ビロゥド的发音以及中国和欧洲织制起绒织物的历史看，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s应该是另有来源的。这两词似乎都同中国的语音分不开，是直接或间接的出自中国的“倭缎”一词。
倭缎这个词（指读此音）原本起于福建的漳、泉一带。两地由于滨海的缘故，与广东一样，自唐宋以来出海谋生的人一直都很多。明代的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澄（漳州海隆县，明代漳州商业贸易的中心地）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11]。这句话非常正确，也非常形象，说明明代漳、泉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于当时的南洋各国和日本一些地区。这些商人自然会同所到那些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接触，同时也会同当时东侵的欧洲人有所接触。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欧洲早期东侵的先锋，16世纪以来先后在亚洲拥有一些殖民地。他们势力侵入的地区有：中国的台湾、澳门，印度沿岸以及南洋爪哇、马来西亚、菲律宾群岛。这些地区基本都是漳、泉商人经常到达或是漳、泉移民聚集的地方，其中最为集中的是马来西亚半岛，即印度支那和苏门答拉一带。《东西洋考》卷三：
“大泥即古阇泥也，初漳人（至其地者甚多）有张某为哪督，哪督者大酋之号也。……后（明廷）
官其子为酋。”
同书卷五：
“文莱即婆罗国……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之旁有中国碑。”
按既有闽藉军人为驻其地，漳泉商人当然亦会往赴其地贸易。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五：
“（嘉靖十二年）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木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
《西洋番国志》：
“旧港国即三佛齐国也，……国多广东福建漳泉人。”
其次是菲律宾爪哇和婆罗州。 《西洋番国志》：
“爪哇，国古名阇婆国也……而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福建
漳泉下海者逃避与此……一等土人。”
何乔远《名山藏》：
“吕宋……其地迩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即中国人聚居之地亦名唐人街）其久贾者以
数万。”
当时南洋有些地区的经济甚至日常生活仰赖于漳商的贸易。据记载，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发动反华事件屠杀吕宋之华侨二万五千人（大部分籍属漳泉），事后他们非常恐慌，因为当地的日用衣服饮食，大部分靠华商的运售，今因惨案而交通告断，贸易停顿，他们虽出高价，以求生活上日用品，亦不可得。这种情形，若不改变，势必致无衣可穿，无鞋可着，无物可食也。为此西班牙的吕宋当局在惨案之后不久，不得不派遣专员前往澳门作漳州商贩的工作，请他们劝告经营海外贸易的同乡，继续前往吕宋。专员较好地完成了请求重新通商的使命，回到吕宋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12]。如此仰赖中国物质，亦说明漳商对南洋的贸易是非常频繁的。
倭缎是明代生产量最多的起绒织物之一，不仅流行于国内，也输出于国外。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长期保有、习惯使用的交换思想和意识的工具，往往可以随其迁移而迁移。当明代漳、泉地区的商人向国外贩运这类织物的过程中，肯定也会把倭缎这个词汇的发音传播出去。葡语Veludo，西语Velludo，日语ビロゥド，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最先是被葡、西两国派赴东方的人所接受，并且逐渐地融合于这两个国家的语言之内。倭缎二字在漳、泉方言里读为wo duan（文语）和ou dou （白语），葡语Veludo、西语Velludo的Velu和Vellu，即漳、泉语的wo或ou，do即漳、泉语中的duan或dou。日语假名中没有Ve音，在直译欧洲语言时往往把发Ve的音译为ビ，所谓ビロゥド，实即为Veludo的对音。
葡语Veludo和西语Velludo开始出现时间不见记载，大概是在16世纪的前半期（葡人稍早于西人，是在15世纪末到达东方的。正德12年，也就是公元1517年，有葡人至漳州要求通商互市，即与中国直接通商了，这之前可能已与漳、泉商人有过接触）。日语ビロゥド的开始出现时间，亦不见记载，估计不会晚于16世纪的90年代。日本同葡萄牙通商是从公元1550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航抵日本开始，日本人吸收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do自亦在此之后。据日本记载说：当公元1609年中国商人陈振宇、陈德将包括起绒织物在内的大批货物运抵日本时（即前文谈到的庆长十四年的事）， 萨摩的岛津氏曾将货物清单转报日本的骏府。因为全部是用中文书写，骏府感到不易理解，重又责令金地院的崇传等人加注日本假名，其中有关天鹅绒之一项，即以ビロゥド这一假名标注[13]，说明这个词在那时日本的一部分人中业已传开。此后日渐推广，并成为日本纺织交易和生产语言中的一个正式名词。但已无人能知道其发生和演变的根由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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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丝绣笔记》引《元史·舆服志》：“天子质孙（颜色）冬之服十有一等，服纳石失、怯绵里……。”下注：“纳石失，金锦也；怯绵里，剪绒也。”
[2] 现行刊本《天工开物》中“线”字均作“绵”，日本太田英藏认为当作“线”（《天工开物的机织技术》，见《天工开物论文集》， 章熊、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61，132页），甚是。而“斫线”二字语意欠明晰，中国过去制织起绒织物均使用杆织法，以铁线或竹线起绒，据乾隆《福建通志》说：明代漳州制织这类织物皆用铁线，似其时这一地区以使用铁线为主，故据此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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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乃服·倭缎. 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2] 乾隆二年《福建通志·风土志·物产》
[3] [俄]宜万裴德林. 俄国第一次出使中国记. 张星烺译. 地学杂志. 1928，2.
[4] [日]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 胡锡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26页.
[5] 道光《厦门志》卷十六.
[6] [日]太田英藏. 《天工开物》中的机织技术. 见薮内清《天工开物论文集》. 章熊、吴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05-184.
[7] [日] 岩生成一. 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考. 月港研究论文集. 福建: 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等编印. 1983. 267-279.
[8] [明] 徐光启. 徐光启集. 卷二. 王重民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9] 赵承泽. 关于起绒织物的几个问题. 科技史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86-92.
[10] [日]中原虎男. 织物杂考. 日本纺织杂志社出版. 1934年. 274.
[11] [明]张燮. 东西洋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5.
[12] [美]菲律乔治. 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 月港研究论文集. 福建: 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等编印. 1983. 280-294.
[13] [日]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 胡锡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