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考证精密，他所导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系统整理并发掘中国科学遗产，使各国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这项工作十分艰难。由于过去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而对中国科学成就严重低估，李约瑟的书将使很多人对中国重新认识并发生观念上的根本改变，这是用千军万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扬和传播中华科学文明方面的功勋，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其影响将是持久的。可以说他这部巨著是２０世纪世界重要学术经典。他已在当今国际文化史领域内掀起一股台风，横扫以往一切陈腐的中国观，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视。他的书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lol，１２５４—１３２４）游记当年出版时那样，帮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到旧大陆另一端东方大国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为皈依华夏文明的新时代圣保罗，李约瑟主要充当向基督教文明传播中国科学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书在中国起到使亿万人精神振作、奋发进取的鼓舞作用，是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遗产，祖先作出那么多震撼世界的发明发现，通过我们现在这几代人的努力，一定会使祖国科学腾飞，步入世界先进之列，为人类再作重大贡献。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李约瑟直到临终前一直坚信的。多年来他靠个人力量从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尽管财政拮据，但仍矢志不渝。大书能有今日规模，谈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七十年代后李大斐身体不好，后又卧床不起。李约瑟一边照料太太，一边紧张工作，以致他腿部关节炎一直无暇就医。１９８７年李大斐不幸辞世，李约瑟失去伴侣，而自己行动也越益困难。两年后他与鲁桂珍喜结良缘，也是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最终归宿。但婚后刚两年，１９９１年桂珍又继而谢世，使约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击。此后他身体时好时差，已不能走动，靠护士照料。鉴于他的学术功勋，１９９２年６月，英国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 of Honour勋位，意即荣誉勋爵。虽然如此，他仍希望人们称他为李约瑟博士。１９９０年九十大寿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这当然是他最愿接受的头衔。这意味着，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 Bethune，１８９０—１９３９）博士那样是亿万中国人的兄弟。１９９３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在这之前，他已被聘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还与很多中国同行保持私交。笔者荣幸地与他有２０多年持续不断的交往，愿在这里谈谈自己的感受。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求学时，对科学史发生兴趣，读他的作品后深感他作为外国人这样热情钻研中国科学史，我们华人更应如此，遂立志专攻科学史，因而他是我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之一〔另外两位引路人是日本的三枝博音（１８９２—１９６３年）博士和薮内清（１９０７年— ）博士——作者注〕。３１年前，我第一次亲睹李约瑟博士的丰采，那时他在中科院历史所小礼堂作演讲。与他直接相识始于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饭店与所内研究人员座谈时说：“我受芝加哥的钱存训博士委托要会一会潘吉星，并向他转达钱的亲笔信。”当他发现我恰巧坐在他对面时，我们就自然地开始了交谈。那时钱先生正执笔李约瑟的大书造纸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纸技术史。钱先生给我寄的几封信都被“工人宣传队”扣压，是李约瑟的来华才帮助建立起学术联系。我也因此与李约瑟直接相识，从这以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谈的内容照例是不同时间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史问题。有时互相提供对方需要查找的资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的选题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说火箭史较难研究，因古书技术用语混乱，他一度“上过当”，把纵火武器当成火箭，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１９８１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便把这一课题列入日程，通过这项研究证实了李约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上提出的火箭起源于１２世纪后半叶的提法后，他很高兴。亲自将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推荐到国际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上发表，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史家对晚辈的提挈。为使我有进一步研究的机会，１９８２年他邀我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继续收集火箭技术史料，并扩写成一本书。在剑桥期间，每天与约瑟见面并交谈，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为乐，在生活方面热情关照，委托桂珍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领我去他所在的冈维尔－基斯学院熟悉环境，介绍与院长及其他学者认识。令人难忘的是，当我生日那天，约瑟特意将他和大斐签名的《科学史展望》（Changing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后来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机会深入研究一下德国化学家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１８３４—１８９２），他表示支持，并建议去伦敦和曼彻斯特作现场考察，果然满载而归。在剑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深感约瑟对我的指点和关怀，实际上是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关切，体现了这位大学者的国际主义风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国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国后，为向国人介绍李约瑟、李约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决心编译他的一本文集。他获悉后，迅速寄来三大包论文抽印本，亲自编号说明，还将手中仅有的旧日照片册借给我们制版，同时为《李约瑟文集》（１９８６年）写了序。出版后，国内外社会效益都较好。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１９８６年他与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８６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５６０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１４９号窟看到１１２８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１９８６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８）］。离境前我在宾馆内帮他们整理行装时，注意到两位银发老人对中国仍难舍难离。桂珍有时眼含泪珠，说话有点嘶哑，约瑟心里也难过，他们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故国重游。因此日程中安排约瑟去重庆再看一眼他工作过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旧址，同时去蕲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桥机场送走他们之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只能借书信往来。１９９４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约瑟来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体会到他的温心。如今，往日经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约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断肠。２０多年来约瑟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从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现出来的李约瑟思想、他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中国的热爱，是我这一生都学不完的。由于他在推进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中国人民一贯保持深厚友谊，对中国科学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这位英国伟大学者的形象和精神将激励我们后人继续攀登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高峰，在他身后会有更多的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约瑟作为我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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