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西学中源”说相对待，清初从教人士曾一度宣传过一种中国人种西来说。如《道学家传》“小引”云：

盖上古之时，非无书史可考。然经秦火之后，古儒真传道统，竟多失落。故《鉴》、《史》之所载天地人三氏等以至伏羲，中华典籍，皆无确据可稽。是以究诸西史，幸神师指示，古经尚存，一一详具其内。果见东海西海，同一无二，原同一脉。……未有天地之先，昊天之主宰，无声无臭，于穆不已，以其全能，命阴阳二气、火气水土四元行，开辟乾坤，造成万汇。乃将土化为人祖，男则名曰亚当，女则名厄袜，配为夫妇，以传人类。父子公孙，代代相继，传至第十三代子孙，名号伏羲者，乃始入中华，为首御之君，画地始有民居。从兹至今，朝代年纪，一一可考，于西历参对，符合无差。（注三六）

李祖白的《天学传概》也有类似说法，而论述较为详细。其略云：

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引者按：今译为“犹太”），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是共事一主，奉一教，纷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四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下讫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相警励。夫有所受之也，岂偶然哉？其见之于《书》曰：“昭受上帝”，“夫其申命用休”；《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鲁论》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乐天者，保天下”。凡此诸文，何莫非天学之微言法语乎？审是，则中国之教，无先天学者。（注三七）

这一中国文明西来说，显然不是中国从教人士的创论，而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大胆假说。它同“西学中源”说一样，都是在利玛窦等人用中国经典附会天主教和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两者的结论恰好相反。比起“西学中源”说，这一中国文明西来说更加牵强、武断和大胆。它竟以一句“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就断定伏羲为天主的第十三代子孙，中国人为犹太人的苗裔，甚至中国上古君臣告诫、圣贤垂训的都不过是天主教的“天学”，这些结论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对于一贯以华夏为世界中心，文明之所在的中国士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不能容忍。难怪排教的杨光先（1595-1669）见到此说，就抓住不放。

他致书为《天学传概》作序的许之渐说：“祖白无端造此妖言，出自何典？往时利玛窦引中夏之圣贤经传以文饰其邪教，今祖白迳谓中夏之圣经贤传是邪教之法语微言，祖白之罪，可胜诛乎？”同书中还说：“祖白之为书也，尽我大清而如德亚之矣，尽我大清及古先圣帝圣师圣臣而邪教之苗裔矣，尽我历代先圣之圣经贤传而邪教之绪余之矣。岂止于妄而已哉！实欲挟大清之人尽叛大清而从邪教，是率天下无君无父也。”（注三八）

李祖白的《天学传概》成为杨光先反教的一个突破口。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赴礼部具投“请诛邪教状”，并附呈《天学传概》等作为证据，终于引起清廷的重视，从而引发了闻名中外的“康熙历狱”（注三九）。经过一年多的会审，终将汤若望逐出钦天监，李祖白等人则被处斩。后来，杨光先虽以不知历法而致败，但耶稣会士的行径却引起了清廷的疑忌。所以，在平反“历狱”之后，南怀仁等虽重回钦天监治理历法，但监务大事则为康熙安插的满汉监正所执掌。在康熙为汤若望平反，为李祖白等昭雪之后，利类思（Louis Buglio, 1606-1682）等著《不得已辨》、《崇正必辨》等书，反驳杨光先的《不得已》。其中，虽于历法、天主教义等与杨书百般辩争，但对于“伏羲为天主之苗裔”一说，则不敢认真计较。此后在华教士著书亦未倡言此中国文明西来之说。凡此皆可见此说极易招致中国人的反感，故亦为教士所讳言矣。

然而，由于杨光先的批驳，此一中国文明西来说也不胫而走。后来的学者虽不明论其非（以其不雅驯之故），但王锡阐、王夫之等人极力论证西学原本中国，推尊中学，皆隐然欲辟“中国人西来”说之谬。直到乾嘉年间，钱大昕跋《不得已》，仍推崇道：“其抵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名教。”（注四十）阮元等编撰《畴人传》，亦摘录《不得已》中的“日食天象验”一篇（其中有驳斥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言论）于该书杨光先传文之中。钱、阮二人为乾嘉汉学大师，也是当时主张“西学中源”说的著名学者，特别是阮元主编的《畴人传》一书，更是乾嘉时代论述“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由此可见，“西学中源”说在涵义上的变化及其流传，与清初耶稣会士和从教人士宣传的“中国文明西来”一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上初步考察了从明末崇祯年间到康熙中叶之时，“西学中源”说的又来、流传及其演变。我们看到，此说由于中西学术之争而产生，同时随着中西之争的发展而变化。当熊明遇等提出“西学中源”说时，其用心是为了淡化中西之争，缩小中西学术的隔阂；然而随着时势的变化，此说又成为清初某些遗民学者借以贬斥甚至抵制西学的思想依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康熙中叶以后，康熙皇帝为了熄中西之争，采纳西方科学，也大力提倡和宣扬“西学中源”说，从而使此说成为清代官方钦定的学说（注四一）。康熙宣传“西学中源”说对于西方历算学在清代的传播曾经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那种贬斥西学的“西学中源”论又逐渐抬头，成为当时理解和接受西方科学的一大障碍。这两种倾向的“西学中源”论，有联系，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貌同而神异，需要加以区别。当代学者论及此说，每不顾及于此，以为此说把西学东渐引向了恢复中国古法的道路，甚至以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亦缘于此说之流行。其实，“西学中源”说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学风的变化而变化着。其到清末，也是有一些人借此说主张引进西学，同时另有一些人借以贬低和抵制西学（注四二）。





注释

注一 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自然辩证法通讯》卷七（1985年）第6期；刘钝，“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同上刊卷八（1986）年第1期，“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同上刊卷十三（1991）第3期；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卷七（1988）第2期；李迪，“‘西学中原说’的恶果”，《自然杂志》卷十三（1990）第11期；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页121-14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页218-23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注二 蒙文通，《古族甄微》页5-46，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注三 《孟子·滕文公上》。

注四 安部健夫，《中国人の天下觀念》，京都：1956。

注五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札记》页181，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注六 谢和耐（J. Gernet）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页38-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注七 引自黄伯禄《正教奉褒》页4-5，上海慈母堂1908年第三次铅印本。

注八 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47，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注九 王重民编《徐光启集》页82-8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注十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283-284。

注十一 《徐光启集》页74。

注十二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294。

注十三 熊明遇，《格致草》“自叙”，清顺治初年《函宇通》本，北京图书馆藏。原系清代宫廷藏书。

注十四 也参考了《史记·天官书》、“太史公自序”等。

注十五 《格致草》第一册十至十三页。

注十六 陈荩谟，《度测》，清抄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书。

注十七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页31，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注十八 方孔炤《周易时论》卷七《崇祯历书约》，转引自冯锦荣“明末清初方氏学派之成立及其主张”，见山田庆儿编《中国古代科学史论》页186，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

注十九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首“自叙”，1884年宁静堂刻本。

注二十 《物理小识》卷首“总论”。

注二一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五“寓曼草上”，清初刻本。

注二二 方中通，《数度衍》卷首，1878年桐城方氏重刻本。

注二三 同上书卷首吴云序。

注二四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页100。

注二五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页35。

注二六 全祖望，《鲒埼亭集》页131，四部丛刊缩印本。

注二七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35-3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按陈訏字言扬，他在1676年从黄宗羲习算，其《句股述》有嘉庆元年驹谷书屋刊本，亦载黄宗羲序文。

注二八 《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页476。

注二九 如[注一]引江晓原文。

注三十 如[注一]引陈卫平书页153。

注三一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附录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注三二 王夫之，《思问录》页41，中华书局，1983年；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岳麓书社，1990年。

注三三 《思问录》页41-44。

注三四 引自阮元《畴人传》卷三五页9，1896年上海测海山房石印本。

注三五 同前注

注三六 引自《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225。

注三七 据杨光先《不得已》（1929年中社影印本）卷上“与许青屿侍御书”转录。

注三八 杨光先，“与许青屿侍御书”。

注三九 参看安双成，“汤若望案始末”，《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和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关于杨光先与“历狱”的一系列重要论著。

注四十 中社影印本《不得已》后附录钱大昕跋文。

注四一 关于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及其用心，可参看拙稿“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

注四二 “西学中源”说在清末的情况可参看：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1935年第2期；钱钟书，《管锥编》页969-970，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