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第谷体系为基础的巨著《崇祯历书》修撰前后，除了汤若望等耶稣会天文学家能够运用“西法”之外，徐光启、李天经等中国学者也接受并很好地掌握了“西法”——以第谷天文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天文学方法。徐光启作为“西法”的“护法神将”，奇迹般地击退了保守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势，终于使《崇祯历书》得以修成。徐光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保守派与西方天文学在优劣判据上的共同语言。
保守派们对于“西法”将要取代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这一点，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无论他们对“西法”如何反感、排拒，他们却始终如一地同意采用本文上一节所讨论的第三项判据，即以“密”与“疏”来定优劣。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和对手一起去作实测检验，以此来较量“西法”与“中法”之间的胜负。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清代，南怀仁(F．Verbiest)与保守派最后一名斗士杨光先之间的公案，仍是在观象台上定下了胜负的。保守派们似乎从未想到采取“釜底抽薪”之术——提出要用另外一种判据来定优劣。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并不算违反了自然科学争论中的“比赛规则”。而由于判据上与对手一致同意以“密”与“疏”定优劣，保守派在这场“中西之战”中就不得不以己之短去击敌之长了。
笔者在《明史·历志》中发现了八条当时两派较量优劣的具体记录。⑾双方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论预先推算出天象的时刻、方位等，然后通过实测看谁“疏”谁“密”。据笔者见闻所及，这八条记载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惟一现存的直接材料。内容涉及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三方面。兹按年代先后考述如次：
1629年日食。“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互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当时钦天监官员继续使用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钦天监中又设有“回回科”，使用伊斯兰历法推算天象，与《大统历》参照使用。由于用传统方法预报不准，钦天监官员受到皇帝的申斥。
1631年月食。“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启预推分秒时刻方位。……已而四川报冷守中所推月食实差二时，而新法密合。”当时巡按四川御史马如蛟“荐资县诸生冷守中精历学，以所呈历书送局，光启力驳其谬”。
1634年木星运动。“天经预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言闰八月二十四，木犯积尸气。……而文魁则言天经所报木星犯积尸不合。……天经又推木星退行、顺行，两经鬼宿，其度分晷刻，已而皆验。于是文魁说绌。”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
1635年水星、木星运动。“天经推水星伏见及木星所在之度，皆与大统各殊，而新法为合。”
1635年木星、火星、月亮位置。李天经“又推八月二十七日寅正立刻，木、火、月三曜同在张六度；而大统推木在张四度，火、月张三度。至期，果同在张六度”。
1636年月食。“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晓望月食。天经及大统、回回、东局各预推亏圆食甚分秒时刻。天经恐至期云掩难见，乃按里差推河南、山西所见时刻，奏遣官分行测验。其日，天经与罗雅谷(Jacobus Rho)、汤若望、大理评事王应遴、礼臣李焻及监局守登、文魁等赴台测验，帷天经所推独合。已而河南报尽合原推。”不难看出，这是当时“言历四家”的一次重要较量，规模很大，事先准备也很周密。
1637年日食。“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经等预推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大统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东局所推止游气侵光三十余秒。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
1643年日食。“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这里“测又独验”者仍是李天经。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八次较量的结果是八比零——“中法”全军覆没。第谷天文体系通过这些较量确立了对“中法”的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
会不会由于《明史·历志》的作者出于对“西法”的偏爱，将结果对“西法”不利的较量及其记录刊落了呢?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明史》成于1679--1739年间，正是“西学中源”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整个氛围倒是对“中法”十分偏爱⑿，如果有对“中法”有利的记载，一般来说至少不会被有意刊落。
第谷体系所代表的“西法”对“中法”的优越地位，虽然使许多中国人士在感情上难以坦然接受，却也使一些中国天文学家心悦诚服。这很可能是由于天文学家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更容易被“西法”的证据所说服。有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历史文件可以为我们提供生动的例证。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⑩，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最终使他们折服的仍是“西法”之“密”。最后他们对“西法”作出的评价是：“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五、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结论：
直到17世纪初，第谷天文体系在欧洲仍被认为足以与哥白尼体系一争长短。
在“简洁”、“密”、“解释新天象”这三个有效判据面前，第谷体系在“简洁”上逊于哥白尼体系，在“解释新天象”上与后者平分秋色，而在“密”方面大大超过后者。
第谷天文体系也明显由于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当时的中国天文家几乎一致同意以“密”作判据来定优劣。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上来了。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天文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帮助传教，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从这一点出发，并不能逻辑地推断出耶稣会士必定要“阻挠”中国人接收哥白尼体系、必定要把“陈旧落后”的东西塞给中国人这样的结论。耶稣会士既想通过传播西方天文学来帮助传教，他们当然必须向中国人显示西方天文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获得中国人的钦敬和好感。那么，他们只能、而且必须拿出在中国人也同意使用的判据之下为优的东西，才能取得成功。这种东西在当时不是别的，只能是第谷天文体系。这同时也有助于说明耶稣会士们为何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如果他们真的采用哥白尼体系，“西法”就不会有八比零的大获全胜，就很难得到周胤这类中国天文学家的“中心折服”。如果在精度问题上败于“中法”，那西法就几乎不可能在最终取代“中法”，耶稣会士的“通天捷径”也就走不通了。当然，耶稣会士在当时不采用哥白尼体系，还有包括宗教神学等方面的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将在另文中详加探讨。
参考文献
(1) 江晓原：《中国古代历法与星占术——兼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大自然探索》1988(3)。
(2) 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中国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20页，中华书局，1983。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江晓原：《第谷天文学说的历史作用：<西方与东方>》，《大自然探索》1987(4)。
(6) Copernicus，Commentariolus，see E．Rosen：3 Copernican Treatises，Dover，1959，P．58．
(7) 该图的手稿影印件可见N．M．Swerdlow，O．Neugebauer，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s De Revolutionibus，Springer-Verlag，1984，P·572。
(8) 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A．Berry，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New York，1961，P·89。
(9) J.L．E．Dreyer，Tycho Brahe，Edinburgh，1890，P·346．P．334．
(10)关于亚里士多德水晶球体系及其与托勒密天文学之关系，历来误解甚多，参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1987(4)。
(11)《明史·历志一》，收入《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十册，中华书局，1975。以下引文皆出此。
(12) 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