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二月，禁止烧草作肥料，不准采伐刚萌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魚和設置陷阱和网捕捉鸟兽，直至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突然死亡的人需用棺木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约定。
有这样一些措施，古代的自然保护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并且一直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四．古代自然保护得以延续、发展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自然保护的相关举措在古代社会中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并得到发展。尤其是生物资源的保护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当然与资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因而有关保护条文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应当遵循的“礼经”（《礼记·月令》的一部分）系统的一部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指出：礼在古代不但有规定伦理名分的作用，还有节制人们的欲望和涵养性情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保护生物资源的条文，不但在“经”书中宣讲，即在农书和历书中也被反复强调，构成社会生活中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如“非时伐木”非礼，为不孝[18]，同时也违法。这种用礼来使人养成道德的方式，及通过有效的教育灌输，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除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礼”的规范作用外，古代的宗教也对自然保护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外来的佛教姑且不论，即本土的道教中亦有：“……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手不伤生……”[19]。因此，宗教圣地一般都对生物进行良好的保护。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当然也是非同寻常的。
当然，自然保护为后世所重视和传承还有其他原因。众所周知，环境保护（包括自然保护）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得有长远的观念，不能光顾目前利益。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讲究持续发展。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古代环境保护卓有成效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注重整个族群的发展。这一点在古代的史籍中有很多的记载。最典型的是《孟子·离娄上》中的表述，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须知道，《孟子》一书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经典，是古代的官吏和一般读书人都必须读的书，所以这种关注传宗接代的一种人文伦理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流行的。相应的，注重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后人留下合适的生存环境，取一种理性的开发自然的态度与上述人文观念相匹配，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破坏生物资源繁衍的行为，诸如用毒药将河流的鱼类杀死，将整群的兽类斩尽杀绝，甚至用太小的网眼捕鱼或随意掏鸟蛋，在古代会被认为是断子绝孙的人才做得出来的坏事。因此“自来天地有好生之德，帝王以育物为心”这样一种思想已经以文化的方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中。一个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后人，不怕断子绝孙的民族，不可能保护好环境。
理解了古代在自然保护所做的努力及其目的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古人讲究保持良好的生存环境，亦即强调“风水”[③]。我们知道，在我国很多地方，百姓都自觉保持周围的“风水林”，小到农户的“后垄山”、水口树；大到满族保护长白山及附近的林区。这种风水观念对于环境的保护当然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古人为何要强调这种“风水”呢？这也是因为古人认为良好的环境对于人类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谓“山清水秀出圣人”，这句谚语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古人对居住环境关注的意义。
除上述原因外，不可否认，古人对生物的关爱与我国古代人们认为人类本是虫（蠃）的一种，不能没有生物伙伴这一观念有密切关系。这从上面我们举的孔子和庄子的言论中不难体会到。这种观念在后世也一直被传承。汉末思想家王弼认为：“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释老子·二十九章）。同时认为：“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 [20]。他这种思想颇有代表性的。魏晋时期的新道家[④]不但主张“推爱及物”，同时还主张万物自得其乐，这类思想在后代一直有很深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后来一些学者反对笼养宠物就是很自然的了。宋代学者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画眉”诗，诗中写道：“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21]宋代的新儒家产生“民胞物与”的思想，即视人民如同胞，视动物如同类显然不是偶然的。南宋赵时庚在《金漳兰谱》中也认为：“是以圣人之仁则顺天地以养万物，必欲使万物得遂其本性而后已。”到了明代，有些动物学者更是对残害动物非常反感，主张要仁慈地对待动物。李苏在其动物学专著《见物》一书中这样写道：“呜呼！自杀胎夭鹿（底夭）之禁倾，至驺虞麒麟之罕至，王风邈矣，又何惑哉。彼猛兽偶食人，人皆知憾，而人日食兽肉，兽何如？苟蠢动而有知焉，知其不以封豕、长蛇而目乎人也？故曰：‘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诚以天物不可暴殄，口腹奚宜以纵恣！此乃圣贤之论，匪真异端之谈。君子由斯言而观也，则于用物之际，宜尚报功之仁。守犬灵猫当存心于终豢，耕牛战骑宜至戒于轻屠”。他的这段话很显然是把动物放在与人比较平等的角度来看待的，而且呼唤人类要有良知，对于动物资源不宜肆意破坏。否则从哺乳动物的角度看，人类就与早期残害人类的怪兽封豕、长蛇没有差别。对于给人类提供许多服务的动物，要心怀感激，最好不要轻易宰杀。这显然是古代生物学者发自肺腑的一段话，非常发人深省。
另外，清代著名诗人郑板桥对“自然”的感悟也很深刻，主张让动物在自然界中和人一样自由地生活，以造就一种更好的生存环境。他对“笼鸟”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頮（音会）面漱口啜茗，见其扬翚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趣，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巨细仁忍何如也！”在这里，艺术家表述了一种人们向往的清新秀丽的生活图景。周围是树影婆娑，睡梦初醒便可倾听百鸟啁啾，晨起欣赏莺飞雀舞。把天地间当作巨大的动物园囿，江河湖泊视作赏鱼池，融我于美妙的大自然之中。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我们知道，道德的起源与人类社会认识善恶有关。很显然，在我国古代社会维护万物生长，为族群繁荣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即为善，反之即为恶。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体现出一种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特色。当然环境也因此得到较好的维护，当然对文明的绵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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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看《大戴礼记·易本命》
[②] 即天时、地利和人和
[③]后来的风水观念有很多迷信的糟粕，但早期风水观念的产生应当是人们适应自然的结果。
[④] 关于新道家的概念，请参考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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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勇点校，易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79
[10] (战国)荀况，荀子(M)，卷六·富国，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19
[11] (战国)荀况，荀子(M)，卷五·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05
[12] (战国)呂不韦，呂氏春秋(M)，卷14，义賞，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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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魏）何平叔，景福殿赋(A)，（梁）萧统，文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9。
[15] (战国)荀况，荀子(M)，卷五·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07
[16]转引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
[17]睡虎地秦墓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26
[18] （宋）范晔，后汉书(M)，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155
[19] 王明，抱扑子内篇校释(M)，卷六·微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6。
[20] （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卷一,四库全书本（1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41
[21]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诗歌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