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万国图志》到《职方外纪》
利玛窦来中国后，１５８４年在广东肇庆绘制了第一幅具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此图是自用挂图，没有出版，影响较小，但已使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为之震动。万历２９年（１６０１），他来到北京，自称意大里亚（即意大利）人，向明神宗呈献《万国图志》及其他贡品，据《明史》记载：“至万历２９年，（利氏）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１）］这次进贡，利氏获准留住北京，有机会进一步与信奉天主教的高级宫员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人加深交往。在李之藻的关心下，１６０２年将《万国图志》刻版印行，其中“图”称“坤舆万国全图”，分为南、北两半球，以六幅拼为全图，可悬挂书斋之中。“志”是对图的说明，附在图的空白处，简明而扼要。［（２）］
欧洲新的地理科学知识，是逐渐对明朝产生影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便使人们不得不对怀疑欧洲大陆是否存在的观点发生动摇，其中艾儒略是１６１３年来华的，比利氏晚２９年。《明史》说：“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１）］艾儒略在《职方外纪》（简称《外纪》）序中说：“吾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即庞迪我）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庞氏翻译的西刻地图虽未能出版，但他是奉命开展此项工作的，意味新的世界地理学说已引起明朝廷的关注，并且引起“（京）都人士多乐道之。”［（３）］二是一些思想解放的政府官员，注意到欧洲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的领先性，开始虚心学习，志在洋为中用。如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熹宗时（１６２１—１６２７），他主张“铸西洋大炮”，加强国防。到了崇祯元年（１６２８），“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明朝廷从不相信万国全图到皇帝下诏让西洋人参加制定国家历法，从侧面反映了对世界地理知识某种有限度的接受。
艾儒略（１５８２—１６４９）是继利玛窦之后，在中国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版世界地理专著，进一步普及和加深了中国人对地球的认识。艾儒略说：“偶从蠹简得睹（庞氏）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篇，名曰《职方外纪》。”该书天启３年（１６２３）写成，《明史·艺文志》地理类书目中，列入欧洲人专著仅见两种，一是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二是庞迪我《海外舆图说》二卷，但后者可能已佚失，利玛窦《万国图志》则未见列入，表明艾儒略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地理著作中不仅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弥足珍贵。
《外纪》卷首插有“万国全图”，分为西半球、东半球两幅，可能是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国基础上修订而成。卷一之首是“五大洲总图度解”，其实是六大洲，它将南美洲、北美洲合称作一大洲，只是南极洲还未能认识。卷一正篇是亚细亚（亚洲），卷二是欧罗巴（欧洲），卷三是利未亚（非洲），卷四是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瓦蜡尼亚（大洋洲），以上各洲包括“总说”及有关国家简介（各论）两部分，各卷首还附有本洲地图。卷五为四海总说及简介，简介包括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内容，本卷首附北舆（北极）地图和南舆（南极）地图。由于艾儒略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深入开拓，所以无论是地图、地名，还是正文著述，都比利氏等人著作有了更多的内容。正如艾氏在“亚细亚总说”中所言：“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靼、……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故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这大大丰富了我国典籍有关世界其他国家的地理知识。
《明史》说：意大里亚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中士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涵诸人。”［（１）］说明艾儒略的著作不仅影响过徐、李等人，而且徐、李在《外纪》出版前可能协助“润色其文词”，故读起来文笔优美流畅，简洁引人。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外纪》“所述多奇异……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就在艾儒略呈献《外纪》的这一年，龙华民和阳玛诺在中国合制了一个地球仪（现存伦敦英国图书馆）。［（６）］时隔六年之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徐光启奏准制造了一系列天文、历算仪器，其中便有“万国经纬地球。”［（７）］《外纪》谈欧罗巴洲时，介绍有关国家和岛屿１２个，其中包括意大里亚。若考察《明史·外国传》，介绍欧洲国家准确无误者唯独意大利国（详见下文），这说明做为意大利人的艾儒略，他与同伴的宣传作用，对编纂中国正史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职方外纪》中地球科学知识与我国正史观点比较
欧洲先进的世界观传入我国后，究竟曾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从《明史》中便能觅得踪迹。《明史·天文志》说：“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而实录所载。”［（７）］“掇其要论”，既然是利氏等人的理论，当然包括艾儒略，若将《外纪》卷一之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中的观点与《天文志》、《外国传》记载对比，不难发现，主要影响至少可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大地乃圆形球体，踞于天体（宇宙）的中心。《外纪》说：“天体一大圆也，地则圆中一点，定居中心，永不移动。盖唯中心离天最远之处，万重所趋，而地体至重就下，故不得不定居中心。稍有所移，反与天体一边相近，不得为最下处矣……可见天圆地方，乃语其动静之德，非以形论也。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对此，《天文志》汲取并发挥说：“楚词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人之说，即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艾氏承认地理大发现所取得的成就，宣传大地是球形这是进步的，但终没有跳出宗教神学的束缚，鼓吹在天体中，地球“定居中心，永不移动”，对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１５４３）和他的同胞、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所宣布的太阳系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科学理论（１５８１）讳莫如深，暴露出他世界观的局限性，故未能引导我国学者科学地认识太阳系。
其二，世界分为五大洲。《明史·外国传》说：“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泥加洲，为第五。”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一直认为天下分九洲。故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新颖观点，对明末清初知识分子产生较大影响，如吴承恩在他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一回中说：“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具芦洲。”在谈到猴王寻师时说：“忽行西洋大海，他想海外必有神仙，独自个依前作筏，又飘过西海，直到西牛贺洲地界。”［（８）］吴承恩将世界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洲，各洲之间都有大海相隔，去西牛贺洲要漂西洋大海，显然吸收了明代中西海上往来及世界地理知识的营养，从而构思创造了神话小说中的四大部洲。
其三，关于地球纬度的认识。纬度即某观测点的地平高度，因我国在北半球，故称纬度为北极出地。《外纪》指出：考察南北距度，“其在东西同带之地，凡南北极出入相等者，昼夜寒暑节气具同，但其时则有先后，”“人居赤道之下者，平望南北二极，离南往北，每二百五十里，则北极出地一度，南极入地一度（即每向北２５０里，北纬高出一度，原起点相对降低一度）。行二万五千里（即９０度里数的总和），则见北极，正当人顶出地九十度而南极入地九十度，正对人足矣。从南亦然，此南北纬度也。”我国古代对纬度变化早有认识，元代至元１６年（１２７９），郭守敬便测量了我国主要城市的纬度。［（２）］明代，对纬度认识进一步加深，《天文志》指出：“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稳。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原注：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以周径密率求之，得地全径为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又以南北纬度定天下之纵，凡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四时寒暑靡不同。若南极出地之度数与北极出地之度数同，则其昼夜永短靡不同，唯时令相反，此之春、彼之秋，此之夏、彼为冬耳。”可见，明代通过学习地球知识，在我国原有纬度知识的基础上，懂得了南、北半球纬度相等时，四时节气恰恰相反的原理。崇祯初年，曾运用西方技术，测得北京、南京等１５处地理纬度。［（７）］
其四，关于经度的认识。我国古代对地理经度的认识要比纬度晚得多，直到元代才建立起朴素的经度概念。［（２）］《外纪》指出：“至于东西经度，则天体转环不定，不可据七政量之。随方可作初度（即本初子午线），而天文家亦立一法，算之以宗动。天一周，则日月行三百六十度，故每时得三十度（即每天为十二时辰）。如两处相差一时，则东西便离三十度也。今两处观月食，各自不同，则知差一时者，其地相离三十度，以此推之，东西之度可考验矣。”“东西诸规，渐近两极，其规渐小然。亦分为三百六十度，其里数以次渐狭，别有算法。”“西洋最西处为初度，即以过福岛子午规为始，仿天度自西而东十度一规，以分东西之度……辟如中国京师，先知离赤道北四十度，离福岛以东一百四十三度，即于两经纬线相交处得京师本位也。”明末，对西方经度知识采取兼容态度，《天文志》指出：“以东西经度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相差三十度，则时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其说与《元史》札马鲁丁地圆之旨略同。”崇祯时，曾“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之度”。方法有两种，一是“欲定东西偏度，必须两地同测一月食，较其时刻”；二是“据《广舆图》计里”求之，但“各省差数未得测验”。徐光启等人用此二法，测算了我国１３个省城的经度，如太原西偏北京约六度，南京东偏北京约一度，前者误差较小，后者误差较大，说明明末已知经度与绘制地图的重要关系，但缺少精密的测量仪器，所以确定的经度精度不高，只起定性作用。
　　三、《职方外纪》笔下的五大洲
艾儒略《职方外纪》与利玛窦《坤舆万国图志》对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外纪》不仅附有世界（万国）地图，而且各大洲也附有洲图。世界地图分为东、西两半球，大致以亚洲与北美洲连结部位的亚泥俺（白令）海峡为界，经线的弧形，东半幅向东凸，西半幅向西凸。五大洲展布形态已与现代世界地图类似，图中山脉、河流、国家等名称沿走向标出。世界全图与各洲图都采用了经纬网，图上国家、岛屿、山脉、河流、海洋名称也在利氏基础上重新作了修订和校对，许多名称与现代相同和接近，只是各国间难以绘出国界。二是《坤舆万国图志》中的“志”，即文字说明因填在世界挂图的空白处，空间有限而内容必受限制。《外纪》五大洲及海洋不仅有总说，而且有各论，对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４２个、岛国（屿）２１个及海洋名称２７个，对迄今了解３７０年前世界有关国家与地区的人文地理概况，是极其珍贵的文献。
亚细亚洲（亚洲）：《外纪》中亚洲西起那多里亚（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东止亚尼俺（白令）海峡，横跨经度网为１３格（１０度为一格），现代地图为１６格半，东西距离与现代地图实际短了３格半。从纬度看，南起瓜哇（今爪哇），北至冰海，纵跨纬度网为８格（１０度为一格），南北间距与现今相近。由此可见，当时欧洲与中国经纬度测量水平大致接近，即经度测量误差较大，纬度（北极出地）测量误差较小。总说指出亚洲“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各论介绍大陆国家８个，岛国９个。亚洲图上关于中国大陆，用城垛花纹绘出万里长城走向，地名有北京、辽东、山东、山西、河套、陕西、黄河、星宿海、土番（即西藏）、昆仑、云南、贵州、四川、河南、洞庭、鄱阳、江西、南京、庚岭、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海洋中绘出台湾、海南等岛屿，并标出大明海范围，渤海湾形状与现今相似，能掌握这样多的资料，表明艾氏很可能利用了我国地理制图的成果。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吕宋等岛屿走向及印度半岛呈三角形也与现代地图类似。当然也有诸多误差，如朝鲜半岛应为北西向，而《外纪》绘成南北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