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司马光显然是要借“策问”来对变革之论进行驳斥，为其反对变革的主张制造舆论。虽然这道题目还是被神宗否定了，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但神宗还是对此事不能释怀，次日就召王安石训问一番，对改革表现出疑虑与信心不足，尤其对“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王安石则回答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29]保守派的这一招，实际上达到了动摇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从而达到了他们反对变革的目的。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八年中，这种借天变、灾异来反对改革的论调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给具体实行改革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消极抵制，新政始终就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到了熙宁七年，由于变法而引起的种种矛盾开始激化，神宗也因为“久旱，忧见容色， 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 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新政有没取消的危险。尽管王安石解释说：“水旱常数， 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 累年丰稔； 今旱暵虽逢， 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但神宗还是说：“此岂细故？ 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30]
熙宁八年十月初七（乙未）， 彗星出轸。（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东南方轸宿度中有星，色青白， 如填星。丙申西北生光芒， 长三尺， 斜指轸宿， 若彗星。丁酉兴芒长五尺， 戊戌长七尺。）按照过去的灾异观，这算是很严重的“天谴”了，皇帝在这个时候要“避正殿，减常膳，”表示对天的敬畏，做出自我检讨的姿态，并要求朝臣批评政治得失。宋神宗免不了这种灾异观的影响，加上他对新政的疑虑，于是就在当月十日（戊戌）下了一道手诏给王安石等， 说：
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 获奉宗庙，顾德弗类， 不足仰当天心。 比年以来， 灾异数见， 山崩地震， 旱暵相仍， 变尤大者。内惟浅昧， 敢不惧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 减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 直言朕躬过失， 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以闻。[31]
保守派抓住了这个反对新政的好机会， 马上就有知颖州的吕公著在《答手诏》的奏疏说：
臣闻晏子曰：“天之有彗， 以除秽也。”考之传记，皆为除旧布新之象。皇天动威，固不虚发， 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泽犹未布于天下。而政令施设所以戾民者， 众乎何其谴告之明也。陛下既言恐惧修身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 然后可以应天动民， 消伏变异。 …今 民不安业， 畎亩愁叹， 上干和气， 携老挈幼， 流离道路， …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何哉？殆任事之臣负陛下之高志也。…臣闻安危在出令， 治乱在所任， 故皋陶戒舜曰：“在知人， 在安民”。 愿陛下以知人安民为先，除秽布新以答天戒， 则转灾为福， 不旋时而应矣。[32]
这是说，因为神宗用人不当，所以才造成天地变异，矛头直指王安石等改革派。富弼也答手诏，劝说神宗要择众说以执政，不能只用少数人的意见，意思也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更有张方平答诏，明说天变为新政之之害：
今夫政事之未协于民， 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 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 就中役法一事为天下害实深。 …夫人为天地心，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 和气不应，灾害洊作。 盖下令如流水之原， 取其顺和之易也。 ［新法］经六年而事功莫效， 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33]
要改法，必先改人， 否则后患无穷。
吕惠卿是推行王安石变法的干将，由于腐败及保守派的攻击，神宗此前罢免了他。此时御史中丞邓绾上言，不但称赞神宗断然罢王安石变法之干将吕惠卿，还借彗星天变进一步攻击王的另一干将章惇[34]，实际上是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政。
所有保守派的大官僚，都把彗星和变法革新联系起来， 请求把新法废除。这时王安石不得不对此进行驳斥。他坚持“天变不足畏，” 在其说答手诏中说：
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 彗实出轸； 十年， 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 人道迩， 先王虽有官占， 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究，人事这变无已， 上下傅会， 或远或近， 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乙巳占》是唐朝李淳凤撰写的占星著作，影响很大，唐以后成为占星术的经典。这里王安石是利用历史事实与“权威”占星书的矛盾，说明“天道”无关人事。他接着又说：
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国日久， 则曰严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所以多历年所，亦言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及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 郑又将火， 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荒诞， 况今星工， 岂足道哉？所传占书， 又世所禁， 謄写儰误， 尤不可知。[35]
这是进一步用历史事例说明占星术不可靠，复杂的人事决不是占星术所能预料的。
虽然王安石坚持“天变不足畏，”但在“天变”面前，他还是不得不作一些自省的表示。在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出现时，由于神宗避正殿，减常膳，他也只好于十月十七日（乙巳）上表待罪，诏答不允，才此作罢。到了十月十九日丁未， 彗星没。 次日王安石等又上表乞御正殿，复常膳。[36]
然而，保守派们借“天变”而对新政发起了攻击还是取得了效果。迫于保守派的压力，加上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王安石于熙宁七年辞去宰相职务，虽然熙宁八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但他终于在熙宁九年再次辞相,规模宏大的变革最后还是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变革成败与否固然是有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但是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四、 结论
天文灾异之学作为对自然界奇异现象的观察，以及对其与人间事务的关系的论说，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知识方法，就是要通过观察自然界的非常现象而去把握有常的道理，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特别的好奇与敏感。但是，天文灾异之学作为一种学问得以发展，仅有好奇与敏感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用处，同时需要制度化。天文灾异经汉儒董仲舒等人按“天人感应”的思想，用阴阳五行学说作过一番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天谴论”的儒家政治学说， 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学说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为政治服务是天文灾异之学最大的用处。这种知识的建制化，就是要使之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权威性的学术的一部分。天文灾异之学在中国古代就是作为“经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经学是儒家社会最高的学问，天文灾异之学之所以在经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就在于它为儒家“通经济世”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说法。天文灾异之学借经学而体制化，从而不断得到发展，不断在社会政治中得到运用。
北宋年间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欧阳修等古文运动家对“天人感应”的天文灾异说的怀疑和批判，是对“君权神授”的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坚持要从“人情”、“民心”出发来理解经文中“先王之意”，从而为改革提供了说辞。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的天文灾异观，也是符合他的改革的需要的。当保守派反对他变时时，也是借用天文灾异论说来批评他的“新政”，为此王安石就必须要提出新的灾异论说以驳斥保守派的攻击。 所有这些，又都是在“经学”的学术框架下进行的。作为经学中一部分知识的天文灾异论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学问。各家对天文灾异的论说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而政治倾向又反过来影响了这种专门的学问。这种相互影响甚至会涉及了很具体的学术上细节。天变灾异什么时候都会出现，但熙宁八年的彗星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变革与反变革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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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4年。
[2] 其实“天学”这一提法不见得比“天文”更妥当。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天文”，但从来不见“天学”。“天学”的说法固然可以清楚地说明古代“天文”与现代天文学性质上的不同，但它却是古代不曾有的学问名称。因此，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极端 — 即认为古代没有“天文学”—偏离了历史的真实。
[3] 《春秋繁露·必知且仁》，页259。
[4]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vol. II, pp. 322-29.
[5] 《易·系辞下》。见杨鸿儒，《易经导读》， 页426。
[6]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页68。
[7] 同上， 页78。
[8] 《周礼·保章氏》。
[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页261。
[10] 苏洵，《洪范论》，见《嘉祐集箋注》卷八，页204。曾枣庄、金成礼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页21-2。
[12] 程颐，《伊川易传》卷四。见《二程全书》，页393。
[13] 《二程遗书》卷十七。 见《二程全书》，页83。
[14] 刘起釬，《尚书学史》，页221。
[15] 胡瑗，《洪范口义》。
[16] 欧阳修，《诗本义》卷十《生民论》，页14，四部丛刊本。见黄进德，《欧阳修评传》，页337-8。
[17] 欧阳修，《易童子问》；见《欧阳修文集》，卷七十八， 页1119。
[18]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易》，页21。
[19] 新五代史，卷五十九，《司天考》卷二，页705。
[20] 梁启超在其《王荆公》中就这样认为。见漆侠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对诸家论点的评述。
[21] 吕诲：《论王安石疏》。 见《宋文鉴》卷五十，页537-38。
[22] 《历代名臣秦议》卷二六六《理财门》，页536。]
[23] 程颢：《再上疏》， 见《二程全书》，《明道文集》卷上，页210-11。
[24] 《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富弼传》， 页10249。
[25] 王安石，《洪范传》。《王安石全集》卷二十五，页217-8。
[26] 同上，页218。
[27] 以上论述，见刘起釬，《尚书学史》，页226-7。
[28]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第七十二，页526。
[29]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上）》。转引自：邓广铬，《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页29-30。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 页6147-8。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579。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615-6。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613。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598。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 页6597-8。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 页66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