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周礼》中还有不少官职也具备有相应的科技知识。《周礼》记述了当时一些官职具备有相应的科技知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科技发展的状况，也表明撰著《周礼》的儒家学者对科技在治理国家中所起作用的认同。
（2）手工技术著作《考工记》
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周礼》时，其中的《冬官司空》一篇就已亡佚，于是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成书年代迄今能有争议，一般认为，《考工记》为春秋时期齐国官书，是齐国官府制定的有关手工业生产的规范和制度。
《考工记》叙述了各种手工技术规范，涉及马车及其各个部件的制作、青铜器物的原料配比和制作、皮革及其制品的制作工艺、染色工艺、练丝工艺、各种玉器的形状与规格、石磬各部分的比例要求、各种矢的制作技术、各种容器的容量和尺寸大小、乐器支架的造型与设计、饮用器具的制作、箭靶的规格、各种兵器的制作、建造城邑的规范、沟洫的修筑技术以及弓的制作工艺，等等。
《考工记》不仅涉及手工技术的许多领域，而且还包含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被认为“大体上正确地反映了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经验性科学总结”[4]。
《考工记》也许原本并非儒家学者所作，但是，汉代经学家却不以门户之见，将其补入儒家经典之中，可见儒家对于科技的重视。
五．《易传》的自然观
《易传》是儒家对《易》的诠释。从《易传》与古代科技的关系看，《易传》提出了以下几个有价值的思想：
（1）阴阳八卦自然观
《易传》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系辞上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八卦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相互作用而生成的。《说卦传》说：“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系辞上传》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传》不仅论述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而且，还进一步认为，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这就是《系辞上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认为事物变化之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上，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描述了一个以太极为本原，以阴阳为法则，并由此产生出天地、四时、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进而化生万物，生生不已的自然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易传》阴阳八卦自然观在内的儒家自然观，与其他各家的自然观一起，都是先秦重要的自然观，因而都是先秦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自然观在后来都对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三才之道”
《易传》全面阐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对先秦儒家的思想有所发展，明确提出了天道、地道与人道相互统一的思想，即“三才之道”。
《易传》的天道、地道与人道相互统一的思想，体现在对《易》的诠释之中。《系辞下传》说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说卦传》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统一的，这就是“三才之道”。
《易传》在诠释《易》的过程中，详细阐述了天、地、人的关系以及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统一，无疑是对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包含了天、地、人三者互相协调、和谐统一的思想。
（3）科技文明观
《易传》的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要求依据天地之道行事，从天地之道中去把握人道，这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研究天地之道。《系辞下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认为八卦是伏牺氏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而作出来的，其研究范围之广，天文、地理、动物均属研究之列。《易传》讲伏牺氏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而成八卦，表明《易传》对研究自然界事物的重视。
《易传》认为《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所以，圣人效仿卦象发明各种技术，制作各种器物，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进步。《系辞下传》说：“（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上栋下宇， 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易传》的这段论述认为，远古时期的许多技术发明，包括鱼网、耒耜、市场、船、车、门、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书契等11项，为当时圣人所作，并且是效法卦象而来的。这一说法，也许有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技术思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六．儒家经典与古代科技
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科技知识，而且是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科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 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汉代天文学家刘歆依据《周易》的概念作《三统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依据《周易》的“大衍之数”编制《大衍历》，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历法”[4]。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作为古代农学体系标志的《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0]同时，在中国古代，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所获取的知识，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无论是数学、天文学还是地理学、农学，无论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还是科技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以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为基础，而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切足以证明了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的确是古代科技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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