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特别强调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渗透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问刺激的过程，是史家主体意识重建历史过程的运动。当一个历史学家接触一段历史材料后，他就开始调动起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对它进行消化和融解。可能是他的政治态度使历史材料显现出某种突出的社会性价值，激起他进一步探讨的兴趣，并因而奠定了他理解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也可能是他的生活阅历沟通了他对历史的会意性理解，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还可能因某种情感上的体验引发了他对历史现象的崇尚与鄙视，同情或反感，并由此影响了他更深邃的理性分析的方向或深度；又可能因为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影响他作出是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裁决。不同的历史认识成果，是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产物。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种排斥主体意识、追求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认识理想化倾向，是一个顽固的思想偏见，它排斥主体意识的发挥，遏制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3]
王也扬说，人们正确地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休的符合一致的反映，但却往往把这种认识的结果看作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绝对恢复，而这个“本来面目”又是客观历史所固有的、未经主体活动改变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客观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历史是今天的人经过主体性活动再现的。历史的内容是主体根据自己的认识结构，从客观历史中选择、截取和加工过的。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也是主体通过实践，借助一定的手段，从大量客观历史现象中透析、提取和抽象出来的。如果忘记了这些东西只是主体一定认识阶段的产物，那么势必会被它们所捉弄。[8]
林壁属指出，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纯粹客观的历史实在转化为具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实在的理解与解释。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重构，已经脱离了“纯粹客观”的自然状态，渗入了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评判，成为史家笔下写出的历史。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9]
于沛先生把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的渗透特别强调为是一种创造性作用。他说，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其创造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中。首先，认识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过去”认识“现在”和“未来”，并不是自发完成的，但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这又是不可缺少的，这样，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坛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即重视历史过程的理论性描述，不再仅仅是历史过程编年式的排列和史料的堆砌；此外，更重视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分析史料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的复杂的历史内容。最后，对历史研究的结论也不再是就事论事，满足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孤立的结论，而是将其放在社会历史进程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中，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进行理论的概括，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10]
在认识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之后，人们很自然地就提出了加强或改善主体意识的问题。这就和传统史学思想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照。笔者在前引文章中就特别呼吁要加强主体意识问题。其基本途径是：首先，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要提出进一步强化自觉的主体意识问题。最后，加强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还需要提出重视主体修养的问题，这是加强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基础。加强主体修养，首要的是加强理论修养，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我们的主观方法，从而获得真正的主体性解放。其次，要改变我们知识结构单一、贫乏，研究手段原始、落后的状况，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知识素养和方法论手段。再次，应该从旧的史学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培养开拓性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最后，要培养高度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关心当代社会的发展，增强从时代需要出发去认识历史的自觉意识。[3]
于沛先生也强调了加强主体意识问题。他说，加强主体意识，首先应该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要有强烈的史学理论创新的欲望和行动。缺少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积极主动精神的发挥，是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科学的进步以史学理论的创新为前提，史学理论的创新则以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为基础。[10]
3．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问题
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也是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不研究主体的社会性，关于主体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也无法解释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如何形成的问题。
笔者曾经较早地论述过这个问题：研究主体的社会性，主要是探讨社会时代条件对主体的影响。任何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他的知识水平是当代的水平，思维方式具有当代人共同的思维特征，研究课题出自于当代的社会需要，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打上了当代社会的特有印记。主体意识中社会性的渗透，使一定时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上具有共同的指向，而且社会性(时代条件)又在客观上规定了史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于是，在个体史家的认识活动中就必然有共性的东西存在，使人们的认识在客观上具有可比性、可判断性、可检验性。社会历史性是主体属性的规定，史学认识主体认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性和主体意识的独特性，构成一个历史学家自身属性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规定性。[11](p173～180)
王贵仁曾集中论述史家历史思维的外在制约机制，其实就是谈的史家主体的社会历史性问题。他说，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中，受时代独特的社会需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历史观念，历史思维的内容、方式等都表现出时代性、社会性。史家作为特殊的历史思维主体，其历史思维形成于史家生活的现实世界，并反映现实的要求。史家历史思维的心理结构层次、历史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史家在社会实践(包括学习活动)、社会交往中逐渐获得和形成的。在史家历史思维背后，存在着一个左右历史思维方向的力量，即社会现实的需要。[6]
4．关于群体史家主体的研究
以上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讨论，都是以个体史家主体为对象的研究。关于群体史家的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需要重视。李林针对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过分强调史学主体认识的差异性的倾向，着重探讨了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问题。他认为，决定史家群体认识一致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客观历史的发展决定着历史认识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二)历史学的自律性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之间的经验认同；(三)历史美学的基本原则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的目的趋近性；(四)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成熟，以及史料信息的开发和沟通，决定着史家认识趋于一致的可能。[12]
何晓明也集中讨论过史家群体的主体意识问题。他说：主体的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种：1．主体的个体形态，或称个人主体；2．主体的集团形态，或称集团主体，即由一定数量个人构成的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实践目标的社会群体；3．主体的类形态，或称人类主体，即以全部自然界为认识、改造对象的人类全体。因为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史家集体的创造活动，他选择以主体的集团形态为定义域。“史家主体”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共同职业分工、知识结构、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集团主体，其“史家主体意识”，也专指特定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史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体验的理论升华；对于自身特殊职业道德、职业素质的自我规范；对于自身群体在人类认识、改造世界总体活动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的自我把握。[13]
个体史家主体意识的研究使我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重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问题，在历史认识研究中重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而关于群体史家的主体意识问题研究，则可以使我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重视史家群体的学术规范问题，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重视历史认识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关于史家群体主体意识问题的研究，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关于认识主体研究的主要方面，因为，中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史家的主体性解放和史家个性的培养问题，关于个体史家的研究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评述的方面。譬如，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区别问题、主体间性问题、甚至主体的定义问题等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也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新问题。但在主体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如何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仅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这些方面表示着认识论研究方面的根本性突破；并且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推进史家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更有助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