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⑤转引自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8—30页。

 

    4．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魏特夫何以把东方与西方看作是有那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呢?从方法论上讲，这在于魏特夫视东方社会为停滞的社会，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则是拿现代的西方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魏特夫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静止或停滞、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由此得出了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绝非长期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并非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王家范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政治转型。一次是西周时“分封制”，实行贵族政治下的地方分权统治；一次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由“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君主专制统治”所占历史并不长，极端君主专制还不到六百年。①在经济层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自唐宋时期转型，进入“近世社会”，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②欧美学界也盛行“宋代经济革命说”。中国有些学者虽不赞成把宋代的经济成就高估为革命，但并不否认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③针对学界存在的“明清停滞论”观点，国内外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反驳，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峰”的观点。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专制主义”和“停滞说”不能确切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各个社会在回应环境挑战时，往往会形成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改革，因而根本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简单地拿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或成功来比较与解释东方社会所谓的停滞或失败，其结论注定是不合逻辑和错误的。

 

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79—281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③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三、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与方法

 

    魏特夫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在历史叙述中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历史学发展中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1．用全球史观取代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

“欧洲中心论”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同时，也促使西方学者进行反思，试图用全球的眼光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把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这部著作中，以全球性的视野全方位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景象，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与传播对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82年)运用全球史的观点，描述了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过程。近年来，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通过重新“发现”东方，开始改变过去被脸谱化的“东方形象”，并在研究中注意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力求尝试能真正建构全球和“东方”的历史。例如，1997年，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作者在此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1998年，德国学者弗兰克发表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其明显带有“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意图，认为世界体系至少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和西欧的“全球性关联”的比较研究后，正确地指出“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才领先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①2004年，英国学者霍布森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对有关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欧洲中心论的主流倾向提出了挑战，强调了东方在西方兴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和齐格勒的著作《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我国翻译出版，该书以“传统”和“交流”为主题，试图以全球的眼光进行历史分期，并描述人类的过去。②

    显然，上述批判反思的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利于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圣光环。然而，“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它既是一种观念、一套话语体系，又是一种关照场域和思维定势，其产生与发展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或“退出”历史舞台。除了破除“欧洲中心论”之外，我们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需要防止对西方历史的“误读”。世界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多元的整体。我们认为，叙述世界历史，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经验纳入其中，目前可行的选择就是倡导全球史观，以全球的视野重构世界史。③

    2．重视差异，提倡思维的多纬度，反对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方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长时间东方、西方都是相对概念，并不具有实质内容。但在欧洲崛起以后，“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从而将世界划分为东方西方，并赋予了特殊含义和形象。于是，东方和西方地位不同、时间序列中位置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等差异，被人为夸大。历史学的发展已印证了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分析方法的主观和不足。东方西方原本就是人们想像的“共同体”，历史和今天发展的实际已超出了东西方简单对立的模式，需要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采取抛弃和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人类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东西方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中发展的。因此，尊重历史的多样性，相互借鉴，在多样性中发展统一性，这才是对待历史发展的正确态度。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风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关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史观问题，可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坚持历史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慎用“宏大叙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和贯穿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和认识方法，才能科学和客观地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那种只见东方、不见西方，片面孤立看事物的思维模式，其方法论和视角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人类社会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各自的特点，总结其共同之处，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我们认为，针对特定对象的一定的理论分析模式对认识复杂的历史来说是有帮助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要十分谨慎和小心，明确它的边界和解释的能力。历史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因此，一种解说模式只能就历史的某一层面展开讨论，从而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但无法涵盖全部历史。明乎此，也就能正确对待理论分析模式的作用。

    4．坚持用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对待历史现象

    所谓历史原本就是时空结合的产物，而且是人的活动过程的记录。历史现象生成于时空序列中，并不断承继相因，累积而成今天我们面对的厚重的历史。希腊文明为罗马文明所继承，罗马文明又被基督教文明所取代，西方文化就是在这种变更替代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多重身份、角色，不同地域时空，众多因素碰撞交融，“天、地、人”不断演化，这是历史的常态。不仅如此，历史充满了变化，每一变化又由无数的因素造成。小到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不断与外界处于频繁的交流中。交流和碰撞可以改变历史，也同样充满变化。罗马从城邦到共和国，再到帝国，直至灭亡，其间变化万千，中国从西周时的分封制发展到秦朝时的郡县制，从政治学的角度总是处于不断演化当中。再比如，中国的历史从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再拓展到珠江流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交融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历史。成长于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人欧洲，对欧洲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又全面影响了世界各地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人类历史清楚地显示，各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要认识考察历史事务和现象，非得有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不可，否则难以客观、科学认识它的本质和把握它的全貌。

综上所述，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引起受到批判和摒弃不是偶然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何超越“东方主义”，已成为实践和现实问题。中国史学界在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大潮中，如何重铸中国学风、学派，还需要深入细致地做大量脚踏实地的开拓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