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0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日西有一珥。此时正是元昊与北宋在陕西进行一系列战役期间，元昊大臣杨守素利用这次天象劝元吴进军攻取延州：“此吾军胜象也。”[1]157日食本来是凶兆，杨守素利用日食中发生的日珥现象，把它解释为进军吉兆，这可能在心理上给西夏军队一种鼓舞。此月，元吴攻破金明寨，生擒号称“铁壁相公”的宋将李士彬，接着又取得著名的好水川战役的胜利。
1086年闰二月，太白犯荧惑，术者谓“国有兵丧”，群臣上表请禳；1088年春正月，太白昼见，占曰：“不利用兵。”当时权臣梁乙逋正在对宋边界州县进行一系列战争，西夏朝中有人希望借此星象劝梁放弃进攻，梁不听。1098年九月，有星出东井西，如太白状，占者云：“宫中有忧。”太后梁氏不听，继续发兵攻宋延边堡寨，十月，亲自率兵40万攻宋平夏城，大败而归。1112年二月，白虹贯日。西夏仁宗李乾顺命群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这是大臣利用天象劝西夏皇帝不要只重文饰，应加强边境武备防御，不可放松对宋的军事戒备[1]313、321、347—348、371。天文星占在宋夏双方的军事策略、军事行动中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因素。
三、历法颁赐与宋夏关系
历日颁赐即所谓颁布正朔，“正”是指一年之始，“朔”是指一月之始，正朔是历法的基本内容。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垄断性特权。这种宣布正朔的特权是拥有上天赋予的治权的一种象征，而接受正朔就是承认王朝的统治权，是臣服的象征[7]。正朔的发布与接受是关系到王朝的治权能否实现的大问题，自古就为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周礼·大宗伯》：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历法制定了王朝的时间节律，一切行动都要符合于这种节律，即所谓正岁年以序事。颁定历法实际就是取得建立时间坐标的权力，接受赐历就表明承认这种时间坐标，所有的活动也随之纳入这种时间体系中。王朝向周边国家的历法颁赐实际上是制定统一的时间标准，这既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圈朝贡体制的基础。
西夏与宋之间，是否奉宋正朔是衡量二者间关系的一个指标，服则奉正朔，叛则不奉正朔。宋初，“西夏自保吉俶扰，羌戎不知正朔几十年。德明遣供使表请，真宗以新历并新历赐之。初，诏延州牙校赍往，比闻德明茸馆、修道路以待朝命，乃命閤门祗候往赐，德明受而行之。”[1]105李继迁在和宋战争期间是不奉宋朝正朔的，宋真宗景德三年，李德明接受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封号，宋夏迎来一个和平时期。景德四年，李德明即奉宋朝颁定的仪天历，这是西夏奉宋朝正朔的最早记录，德明茸馆、修道路以受赐历法，宋朝起初派牙校前往赐历，后改派閤门祗候前往赐历，显示双方对此都非常重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万年历》垂三十年”；天圣元年，真宗命司天张奎制成《崇天万年历》，“未及颁，而囊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李元昊叛宋称帝，不行宋之正朔而自制历法。元昊设立“大恒历院”编制颁行历法，元昊显然认为唯有颁布自己的历法正朔才是拥有天命的表现。仁宗庆历四年，宋夏达成和议，元吴称臣，宋册封元吴为夏国主，庆历五年复向西夏颁赐《崇天万年历》[1]209。
此后见于记载的宋赐历西夏有：英宗治平元年赐西夏谅祚治平二年历日[8]卷二三，赐夏国主历日诏；元丰八年，哲宗刚即位，即诏：“夏国遣使进奉，其以新历赐之”[6]运历一；哲宗元祐二年，宋册西夏李乾顺为夏国主，双方互有和战，元祐四年仍赐李乾顺元祐五年历日[9]卷二六，赐夏国主历日诏；元符三年徽宗刚即位，又赐西夏元符四年历日[10]922，实际上并无元符四年，次年即改元建中靖国元年。这一阶段虽然宋夏之间战争不断，但名分上西夏仍臣属于宋，奉宋之正朔，故宋赐历于西夏。
但可能这种赐历并不是连续的，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时候，赐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绍圣四年，宋筑平夏城扼制西夏，乾顺则侵宋大理河东葭芦河境上空地，双方关系又变得很紧张，宋“诏罢赐西夏历日”[5]11527。北宋灭亡后不久西夏就停用宋朝历日，“故事：每于上年孟冬受中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1]396，这其实是南宋完全无力经营西北的一种无奈之举。
历法颁赐还可以反映宋夏在西北沙州地区的军事争夺和势力消长。沙州曹氏政权也曾接受宋的颁历，奉其正朔。据邓文宽研究，敦煌地区瓜、沙二州，唐德宗兴元以前一直用唐历，吐蕃攻陷敦煌地区以后，王朝权力象征的历日无法颁行，从这时起敦煌地区开始自编历日，即所谓“小历”；建隆二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遣使入贡；太平兴国五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卒，其子曹延禄遣使入贡，宋让其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对沙州曹延禄的拜官诏书中称：“奉正朔以惟恭，修职贡而不怠”[6]蕃夷五之一[10]943，大概就是在这前后宋王朝开始向敦煌地区颁历，敦煌地区又开始有中原王朝正式颁赐的历法。敦煌遗书中S0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俱注历”，其正文首书“大宋国”，下有“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刊定大本历日”字样[11]513，其底本可能就是宋的赐历。这种颁历可能一直持续到仁宗景祐三年西夏攻陷敦煌地区前后。即使西夏攻陷敦煌地区以后，沙州也曾多次遣使入贡，保持与宋朝的联系；与此相应，宋朝的纪年还在使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保留一则淡墨汉文题记“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神写窟记也”。庆历六年距西夏攻占沙州已10年，仍使用宋朝纪年而不用西夏纪年，表明敦煌仍认同于中原的大宋王朝。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皇祐四年，此后沙州就没有再向宋遣使入贡，宋朝纪年的题记也不再出现，而西夏纪年的题记开始出现，最早的西夏纪年题记是一则汉文墨书“天赐礼盛国庆二年”的题记，位置在莫高窟第444窟开宝九年所修窟檐门南柱内侧。天赐礼盛国庆是西夏惠宗李秉常的年号，国庆二年是1071年，这时距西夏攻占沙州地区已经30余年。西夏纪年取代宋朝纪年表明西夏到这时才更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区，而宋对敦煌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则逐渐消失[12]209—229。对敦煌地区颁历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夏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消长。
西夏历法深受宋的影响，即使南宋停止向西夏颁历，西夏境内流行的历法在格式上和宋朝历法没有什么不同，黑水城5229、5306、5285、8117、5469等西夏光定年间历日的注历格式包括每月的月序、月大小、月九宫、月斗建等，每日的日期、干支、五行、二十八宿当值、节气、月相、物候、宜忌、当日人神所在、当日日游方位，这与宋朝的俱注历是一样的。宋夏之间在南宋时期为金所阻隔，直接的交流不多，但从历法上看还是深受宋的影响[13，14]。
天象和历法在古代世界是一种对现实社会极具影响力的支配性力量。星占观念和历法颁赐与军事、政治密切相关，对宋夏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宋夏关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侧面。通过还原这一侧面，我们拓展了观察事物发展的一个新视角，由此可以更为深刻、全面地理解古代军事、政治运作的过程，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诸如异常天象这样的不可预知的偶然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由此加深对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洞察。
注释：
①星占、历法与古代军事政治的关系可参考：江晓原：《古代中国的行星星占学——天文学、形态学、社会学的初步考察》，《大自然探索》，1991年第10卷第35期；氏著《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关于西夏天文星占的研究可参考：(前苏联)H·A·聂历山《十二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文智勇、崔红芬译，2005年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银川)提交论文(此文蒙聂鸿音先生介绍，文、崔两位老师惠赐译文，特此致谢)；汤开建：《西夏天文学初探》，《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4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苏冠文：《西夏天文历法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24卷3期。
②哲宗因彗星而谨慎进筑一事，又可参考林希：《绍圣日记后帖》：“上以星变多由兵事，深患惠卿此举众皆以为非，恐且已破土，示有兴筑之名，诱致敌兵，未必便兴筑。上曰：‘更速戒约。’因谕：‘边兵且休妄动。如杏子河未进筑，有何阙事？’”见《全宋文》第41册第670页，巴蜀书社，1994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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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晓原．天学真原[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8] 王珪．华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苏颂．苏魏公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大诏令集[Z].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2] 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C]//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13] 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J].文物，2001,(10).
[14] 史金波．西夏的历法和历书[J].民族语文，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