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突出也是最有趣的一部分，莫过于他提出的“两个宋江”论。众所周知，“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受招安后，率众征讨方腊的“农民起义”军。然而，宫崎市定却说明此宋江非彼宋江，在无意中给起义者宋江“平反”。他从新出土的墓志铭和大量可信度很高的文献资料中得出结论：“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一开始便是盗贼，而朝廷大将宋江一开始便是官军。”这一判断是根据比较两人的活动时间得出的：“五月就擒的宋江乃草寇宋江，而四月到六月平定方腊起义的却是大将宋江。”所以“草寇宋江”和“讨伐方腊的宋朝大将宋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宫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很有信心。他说：“可能这个论断会招致很多人的非议，但这是根据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证得出的。我想只要稍有点史学素养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此品头论足吧。”他还详细解释了形成草寇宋江征讨方腊这一误解的原因。从文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史实出发得出的结论还是对误解原因的解释都令人信服。

　　书的最后有日本学者砺波护所写的“解说”，其中说到中国学者张国光在1978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历史上有两个宋江》。而宫崎先生的“两个宋江说”发表于1967年，宫崎先生无疑是此论的首创者。

　　不过，宫崎先生只是想证明一件史实，并非有意为“起义者”宋江“平反”。在他看来，无论是草寇宋江，还是“妖贼”方腊，都算不上是什么“农民起义”。108个好汉多数为下层小吏、武官，是一些“被社会淘汰的人，迂回曲折落草梁山泊”。至于那个方腊，“说是农民却不是自耕农，不是佃农，也不是赤贫的雇工，说是个有钱的大地主反倒更为合适”。方腊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漆园，还经营商业，收入相当可观。他和他手下的一些人都是私营茶盐的商贩，方腊起义得到了整个浙江地区盐贩集团的支持。可见方腊叛乱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地主、商人起义。

　　在以《水浒传》研究中国社会方面，中国学者萨孟武先生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不过，比较起来，两个人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宫崎先生的特点是“专”和“精”的话，那么萨孟武先生的特点则是“广”和“博”；如果说《宫崎市定说水浒》像是一部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那么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与中国社会》就像是一部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涉及豪族、流氓、士人、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土地、户口、水旱、钱币、官僚组织、军队、宗教、婚姻、家族制，乃至社会的治乱交替（中国社会史的特点）和政治上的分与合（中国政治史的特点）等各个方面。因此二者各有千秋，结合起来看很有助于全面而细致地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