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更恰当地说是从新中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迅速一统天下，给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带来巨大的影响。之前存在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被一起仍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或者成了民间的隐匿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推动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对中国每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数不胜数。但是我没有要去历数这些成果的意思，本文要谈到葛兆光先生的巨著《中国思想史》，所以就不得不从学术的一统化说起。

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统天下，学术界当然是莫能例外。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上就放弃了以前的进化论，转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作为指导思想，其主要意旨是：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也是有着某种目的和方向，在历史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发展，后一个时代必然优于前一个时代。照此类推，后一个时代的思想也必然优于前一代的思想。于是学者们不论是写什么的历史，其方法的后面都隐藏着这样的一个结论：社会是在向前发展，今天的现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就在这种单一的方法的指导下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不但是结论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创新可言，而且造成学科内部的资源浪费，学科重复建设也就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方法成了包治百病而又在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走入死胡同的情势下，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1 （以下简称《中》）在大陆出版，自然受到普遍的关注。这一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而第二卷则于2001年完成出版。还是在第一版面世的时候，就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但是葛先生无意于这些争论中的孰是孰非，而只是想在各种意见中得到一些更好的启发。葛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写到：

“我想，一部学术性的著作，作为一个文本产生以后，它就是公众评头论足的对象，作者没有权力对这些批评说三道四，特别是人文学科中的各种见仁见智，并不像是老吏断狱下判决书，更像是一种表达智慧和洞见的写作，而如今有引起书评的写作习惯，也不像是对被评的书发表针对性具体意见，而更像是借题发挥表示另一种高明的写法。所以，我想无论什么意见，赞扬的、批评的甚至是挖苦讽刺的，都无所谓，我也不愿意回应，只是内心里总是在希望，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益人神智的见解。”

如果葛先生只是想在国内的学者们的评论中寻找一种能够“益人神智的见解”，可能他会非常失望。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还没有人从葛先生所凭据的特殊角度来写作学术著作。更不用说是有着《中》这样扎实的历史学术著作。正如在文首所提到的，在总体历史观的影响下写出的史学著作，无不有着强烈历史失实感。但主要问题在于：进行历史叙述的主体的哲学基础的合理性能否与研究的历史事实形成配合。如福柯所说，历史只要发生了，用任何一种方法叙述出来都无法恢复历史的原貌。因为必须得有历史叙述主体的主观参与，历史叙述才能成为可能。所主观性介入的问题就成了追求真实的历史研究者无法解决的终极问题。但是，总体历史观所存在症结并不仅于此，而是在于以一种设定好的历史发展思路去指导研究。所以有这种知识背景的学者，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好的意见呢，最多就是以自己的总体历史观去攻击其他人的方法。

与总体历史观不同，葛先生使用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历程。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当中，福柯当算是这两种方法的开创者和实践者。而葛先生就是有意借鉴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关于考古学，《中国大百科书·考古学卷》就有这样的说明：

从现在通常使用的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的历史知识，有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收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中的规律。

“福柯的考古学与后两种涵义有关。不同的是：福柯的考古学并不限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他将近现代的医学、人文科学等都作为考古学的对象；传统考古学寻求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福柯的考古学则注意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和不连续；传统考古学的对象往往是物质的遗物或遗迹，福柯考古学的对象则是知识。”2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了知识考古学方法，《中》就特别注重有关中国思想的文物的运用，特别是新近出土的历史文物。当然，历史学是注重考证的，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新方法以后，《中》中的历史性叙述就与之前的历史性叙述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点在下文还要论述。）

与此同时，总体历史观按照主观性的取舍塑造历史人物，与虚构性的写作相差无几。例如，我们一向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周文王、周武王是不容置疑的圣贤。而在引入了知识考古学，考察了出土的文物和古代典籍的记载之后，葛先生写到：

“被称为文明开端的周文、周武时代也一样，当我们读到《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篇时，总会感到传说中理性和文明的圣贤，竟然如此的残忍和谲诡，……”（第一卷《引言》）

这样的结论对于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来说冲击是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一直都在忽略这样的文字记载，而专门作思想研究的学者也绝口不提，他们从总体历史的原则出发，把自己的主观性带入到研究当中，因而，古代的圣贤只是一些被塑造产物，与真实也就相去甚远。而《中》的研究结论虽然对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冲击力，但是却起到一种祛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