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学通常有以下三种常规划分：（１）过去的事实，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２）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这是历史学家关于研究对象的写作话语。（３）历史哲学，这是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话语之间可能关系的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及对它的研究过程，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某种写作话语而达成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我们对历史的经验与我们关于它的话语是不可分离的，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对历史学家所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从简单的编年史或史实目录，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历史阐释的形式多种多样。本文考虑的正是历史写作问题，也就是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话语类型，在我看来，任何独特的历史话语一旦形成，便产生了一个可以当做一种哲学的或思考批评的主题。对于中国近百年历史而言，“五四”就是这样一个最具典范意义的“历史话语。”仔细分辨关于“五四”的历史话语七十六年来的变化，可以发现，“五四”作为一种象征“现代化”的抽象雕塑，被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思想家和文学家甚至不同代人持续不断地进行雕造和阐释，“五四”作为一种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早已积淀于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尤其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甚至个人内心的精神节操的一部分。人的历史记忆是被不断建构和阐释的，而且往往是依照个人或团体利益或社会政治现实去建构的，“五四”的“集体记忆”同样具有某种社会政治性格。在二十世纪末回顾中国近百年以来艰难的文化历程，“五四”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和聚焦点。

    　　一

    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本世纪最大的遗憾恐怕就要算“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中途夭折了。百年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民主政治？为什么没能形成资本主义及产业革命？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情势，如果没有那许许多多的政治干扰，如果没有……，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假设来。于是五四启蒙主义象一场辉煌悲壮的百年梦想，牢牢地抓住了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心，他们忍耐着等待着，沉默地思索着，一旦有机会就不顾一切地想一圆这百年长梦。当梦想一次次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后，他们不是反思梦想本身的价值取向、思维定式、操作方式中的内在缺陷，而是叹息传统的惰性，政治的专制和国民的愚弱。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在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明显流露出一种惊恐失措、心神不定和落魄困顿的心态，最近人文精神成为知识界的时髦话题颇能说明问题［（１）］。这虽然貌似知识界有识之士对商品大潮中道德失范、价值失衡和庸俗文化泛滥的一种隐忧，本质上却是一种“五四”经验，“五四”梦想，“五四”情怀的回顾与再现，也就是说这场讨论仍然是在“五四”语境中展开的。问题不在于五四精神传统本身的虚妄（我至今仍以为五四精神是本世纪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于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坦然面对“后五四”时代的来临［（２）］——经济建设中心论终结了意识形态的论争；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淡化了空前的政治意识；商品价值颠覆了知识与科学的形而上色彩，科学技术早已不再作为一种精神和境界，而是作为第一生产力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使以“经国之大业”自许的纯文化、纯学术、纯文学黯然失色，“文学政治”不再成为主宰中国的历史主潮，而成为社会边缘文化的一部分；后殖民语境下民族文化、传统意识的追寻消蚀了对西方文化的一味慕崇，中国文化不再作为西方话语中的“他者”而是作为文化自主体而存在。这一切都标志着“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在此种情境下，作为一个神话和寓言的“五四”，作为一种境况和经验的“五四”，作为一种传统和精神的“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甚至历史分期的“五四”，才到了可以真正反思的时机。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讲：“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３）］这种“超越”在我看来只有在“后五四”语境中才能得以根本实现。在“后五四”时代仍然沿用种种“五四”话语，继续沿用“五四”的思想操作方式，就很难摆脱中国“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
    事实上，许多富有学识的知识者已经开始确实地反省自己所秉守的这份价值关怀本身。最近，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文学研究笔谈”中，陈思和先生的一段内心独白颇能代表“五四”研究者内心的困顿。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过去一直所遵从的“五四”神圣传统产生了怀疑。“这不仅仅是这一传统自身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虚妄性，而且从实践的观点看，正是这种依持了激情而不是理性来参与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行为，导致了后来足以引以为教训的历史。”陈思和坦承他内心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是必须依持新文学传统作为抗衡各种现实势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明明知道这一传统在现实环境里越来越显出自身的虚妄与局限。”心存了这样的矛盾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避内心感受到的真实，仅把现代文学当作过去的文本去研究与鉴赏；二是把“五四”传统缩小到个人守护的一种节操。陈思和选择了后者，这仍然是“五四”语境中无奈而又令人可敬的选择。问题在于当内心感受与学术思路产生根本龃龉，特别是当这种学术成果与现实需求之间产生逻辑上的逆差的时候，怎样面对和平衡研究工作的尴尬境地呢？又如何提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分析方式，既避免偏颇，又对文化的未来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图景？因为，历史从来就是一门批判的科学，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要估价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这也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是否成熟的起码标准。陈思和先生的自白道出了众多学者共同感到的内心真实，看来，我们正面临一个历史观上的分界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将决定我们整个历史研究的未来命运，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每个历史研究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完成这一嬗变，这恐怕是建立中国现代学术品格的唯一选择。
    一位思想史家曾经指出：“一切都得从‘五四’讲起。中国现代史好些基本问题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尤其如此”，［（４）］四十年代走红的张爱玲也在后来的文章中说过，“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不了解“五四”，就不了解现代中国［（５）］。研究“五四”，在我看来，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时期来对待。研究和阐释文化变革，犹如研究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来看待，而也应该作为一种现象，一种象征，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进行形而上的文化分析。“五四”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五四”进行一次全面地探讨，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把握大转折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近百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败与复兴，都无法绕开这个分水岭。从“五四”的整体研究出发，我准备采取“五四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想为本来够热闹的学术殿堂，再增加一门界限模糊、纵横曼衍、卮言之辩的学科，把“五四”膨胀为一头庞然怪兽，甚至成为历史神话迷思，使之根本无从把握。而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考虑，基于一种观念的变革，一种研究方法的更新。从“后五四”时代的语境出发，我的问题是：“五四”作为一种精神神话是怎样诞生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五四传统又是怎样左右了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我们对五四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地梳理对“五四”种种观念和话语的演变过程，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够解决的。这里只想针对历史研究长期袭用的“三分法”和“双半说”进行一点辨证分析，逐步确定“五四学”内涵。
    所谓“三分法”，是指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中近代、现代和当代史的划分。以此类推文学史的研究也遵照这一“三分法”而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这种划分完全是按政治斗争史的标准，基本上忽略了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发展，忽略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内在生命力，忽略了传统本身的衰败与创生过程。作为对这种学术惯性的反拨，学术界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出发点即是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考虑。但“常识告诉我们，‘整体性’只能是为了研究上方便所提出来的概念，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程式可以完全包摄它。”“所谓历史整体性（必须包括所有的时空）和历史客观性（即假定所有具体事件都可以得到验证）是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的。”［（６）］从时间上对近百年历史进行统摄打通，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问题在于必须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历史参照系，一个完整的历史分析方式，否则任何打通的努力只能是形式上的整体，内在逻辑上仍然是条快分割的碎片。我们讲近百年文学是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过程的转型期，讲二十世纪文学所面对的种种外在的（政治与文化）冲突和内在的（新与旧）的冲突，讲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悲凉色彩浓厚的启蒙主义精神，都必须回到“五四”。中国现代化的序幕甚至可以说是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第一本白话诗集开始的，一群文学青年和大学教授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持人，这种特定的“文学情绪”几乎奠定了中国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的基调。——激情大于理性，浪漫多于现实，梦想超越实践，这种五四精神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几乎整个世纪，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仍然可以寻到它的踪迹。因此我们说二十世纪中国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五四”的历史，当然不是指其单纯的政治属性，而是指其广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意义。亦即问题的实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什么一个文学上的变革，而初始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变革，竟然激起整个文化的反省与批判，继而掀起一场整个社会的改造和重建运动？社会学的理论表明，任何变革虽然首先在文化界产生，但只有当它在社会结构内得到肯定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要得以发挥作用，必须把这种变革的观念植根于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之中，最终又体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整个社会才得以进步。这个过程决非一个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就可以一蹴而就。按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历史可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层次。长时段是一种结构，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起长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思想传统、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和精神心态等。局势、情状、思潮属于历史的中时段，是历史的周期和节奏。最后，历史的一系列事件属于短时段，指各种突发性的事变。在这三个层次中，研究长时段即各种结构最有意义，因为长时段包括深远的和结构性的变化，而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标志。将这种历史研究的层次分解法用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五四学生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还是战争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都是短暂的时段，而其中贯穿始终的则是长时段的人的思想结构、文化心态、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缓慢而又一以贯之，既有内在的逻辑，又有统一的目标指向，而这正是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真正的对象。中国近百年历史无疑是文化传统和文明模式变迁结构的逻辑展开。“五四学”概念的提出，着眼于历史变迁的整体结构的转换，根本的目的在于打破近代与现当代的人为之分，厘清五四运动的广狭义之分。在“五四学”的范畴里，“五四”，不再是五四学生运动（短时段），不再是新文化运动（中时段），而是指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掀起的旨在变革传统文化，寻求现代化道路，争取民族独立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结构变革运动，是一场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着深远的历史回声的百年启蒙运动。在这里，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五四”是指一种历史的代码，以此为中心，中国百年史可分为前“五四”阶段，“五四”阶段和后“五四”阶段，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文化支点，“五四”统摄了整个历史变革的漫长行程。“五四学”概念在学术意义上也将改变历史学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相互隔膜，使得百年史研究在一种新的综合视野中产生“史学重写”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