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民性批判”的论争一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一论争乃至百年来的“国民性批判”进行重思，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这一论争始于90年代初一些学者基于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对“国民性批判”的质疑与否思。这些学者通过梳理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谱系发现，中国百年来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有着惊人的一致；而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正是在其推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由此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其所批判的“国民性”，根本不是什么客观存在，而仅仅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话语建构，一个“神话”。它的目的是“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的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而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者由于没有看到其中包含的“西方话语霸权”，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的殖民主义话语内化为自己审视自己的工具，因而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主体性与合法性都是可疑的。

　　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学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的反驳。众所周知，“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思想和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鲁迅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学者认为，鲁迅所作的“国民性批判”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性成果，对于改造和健全国民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那种认为鲁迅“拾殖民主义者牙慧”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争显示着重思的必要，重思的关键则在于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虽然确实受到了西方话语的某些影响，但绝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重复。

　　首先，中国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成因是复杂的。造成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首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自1840年以来，民族危亡的问题就越来越不容回避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而梁启超、鲁迅、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先锋，对此感触尤为深刻。他们迫切地希望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有伟大的国民精神作为精神支撑。“艰难的国运”需要“雄健的国民”来挽救民族危机，而当时中国国民中恰恰缺乏这样一种“雄健”的精神。这使得这些思想先锋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批判”绝不只是一个舶来品，它有着强烈的中国本土的自觉意识，产生于民族图存的强烈愿望。造成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这些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先锋，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于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本来就有痛切体验。以鲁迅为例，由小康之家堕入困顿的悲凉，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都使他痛感国民精神的不健全，因而发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沉痛之言，并下决心投入改良国民精神的文学创作之中。这说明，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所批判的“国民性”绝非仅仅是西方话语所建构的“神话”，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显然，促使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上两个内因，而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如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等等，作为外因，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任何一种西方话语，进入中国本土以后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异，话语形式虽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类似，骨子里表达的却是解释乃至解决中国问题的焦虑。把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完全看作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的产物，这种推理显然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