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因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历史阶　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　对抽象的国家整体的关怀超过了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命运和　精神发展的关怀。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他们的文化主　张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口头上的认可乃至拥护，当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系　列文化概念已经可以在书面文化的创作中得到自由的运用，当他们已经以中国文化名人　的身份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尊重乃至崇拜，他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推动这个革新运动的　内在动力了。他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温情的抚摸，世界上任何一个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　都已经无法构成对他们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严重压迫，它们开始仅作为一种文字的语　言滑行在他们意识的表层、漂浮在他们心灵的上空，与这些文字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人的实际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黯淡了下去。在这时，他们变得温和　了，大度了，宽容了，已经没有了与中外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分子和已有的思想学说不同　的、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他们也就不能不摇摆在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　义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之间。胡适在提倡白话文革新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动　摇和游移的，但在白话文的革新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他就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思　想了。他的实用主义有时只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重复，有时又是晚清乾嘉学派学术　思想和治学方式的照搬照用。但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起到的都是使他和他的思想漂　浮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层空间的作用，它再也无法在胡适的心灵深处激荡起情感的　或思想的浪花。他始终在理念上坚持着“五四”新文化的原则，但始终也没有把这些原　则转化为他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他在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却也淡化了他对中华民族悲剧处境　和悲剧命运的敏锐感觉，“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惨烈的事变都没有动摇过他　从“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都没有重新激发起他　内在的热望和激情。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于传统爱　国主义的范畴。面对东北三省的失陷，他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爱国主义立场，但　也保持了一个中国高雅知识分子固有的达观和冷静。他始终把现代反侵略的战争仅仅理　解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行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外交关系问题，他常常是以一个国家政　权谈判代表的身份或向国家政权、国联提供应变策略的姿态来发表自己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行为的看法和态度的。在他的言论中，我们感受不到那些沦落到了生命绝境的底　层人民的情感和情绪，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命运的感同身　受的同情和理解。他滞留在一个民族危机的“积极”旁观者的立场上。周作人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有自己独立的追求的，他是同鲁迅一道批判传统奴性人格最坚决、　最彻底的一个，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他就同鲁迅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化　道路。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　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而周作人却越来越深地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在这时，他对　传统奴性的批判也主要成了一种书面的话语形式，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文化价值标准。他　没有在这种批判中变得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果敢，而是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软弱。　他批判着别人的奴性，但却发展着自己的奴性。当他实际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压　迫的时候，他的人格的尊严连同民族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起码的维持。实际上，他背叛的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坚守的文化原则和人格原则。在这时　，抽去了民族意识内涵的世界主义、抽去了社会意识内涵的个人主义，抽去了竞争意识　、斗争意识的和平主义，成了周作人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一种文化理念，应该说，　直至现在，周作人的这种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　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的。
　　世界主义不仅仅是左翼外很多知识分子潜在的文化倾向，它在30年代左翼分子内部也　有潜在的广泛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叛国内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时候，仍然承　袭着20年代发展着的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自己的生命历　程和生命体验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对世界文化潮流的体认中从西方文化中接受　过来的。这使他们在主要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却日渐淡化了对日益加深的民　族危机的感受和意识。到了3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它　是在新的民族危机的条件下展开的。直至现在，我们还是依照一种抠字眼的方式看待这　场论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论争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抠字眼的论争，它直　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论争参加者之间具体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文学感受的差异。必须看　到，我们的民族危机绝不是从“两个口号”论争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　的民族危机就一直存在着，一直加深着。鲁迅全部的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都是在一种强　烈的民族危机的意识中形成的，他之极早地关注着东北作家的创作，体现的不仅仅是他　的阶级意识，更是他的民族意识。而对于另一些关内的左翼文学家、理论家，在关注着　国内政治界、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时，却往往淡漠了对中华民族整体上的危机意识，这　使他们对东北作家的出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而是更多地表现着一种文艺指导者的　倨傲。在共产国际没有改变自己的文化策略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　以及在民族危机条件下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而在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策　略之后又企图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设计出一个新的指导性的理论口号。不难看到，这种仅　仅从政治策略的改变来看待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角度，加强的仍然是民族内部不同政治　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对这种斗争的另一种斗争策略的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　和民族精神本身。他们不是从左翼文学的现实发展看左翼文学的未来走向，而是根据共　产国际的新的指令生硬地改变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文艺方针，并且把文艺作品的创作硬　性地纳入到自己改变的理论旗帜和文艺指令之下，这没有带来中国左翼文学的进一步发　展和壮大，反而导致了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的解体。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一种潜在　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的左右下发生的。关注什么?关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命　运和前途，还是关注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某种已经凝固化了的文化价值标准或从这　个文化司令部发出来的文化指令?这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思路。
　　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逐渐发展出一种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的同时，新　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也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倾向。到了30年代，一　些中国作家公开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必须看到，他们不再是从新文化、新文学　阵营的外部来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复古主义者，而是一些新文化、新文学阵　营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的是现代白话诗文的写作，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也是　孙中山提出的一个具有现代革命意义的口号。但这些“民族主义文学家”并不是在民族　意识、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走向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的，而是在与国内知识　分子争地盘的意识下打出“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的。支持着他们创作的不是他们真实　的生命感受和精神感受，而是当时国家政权实现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的需　要。这使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根本不具有真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也无法　实际地唤起读者对民族命运的和前途的关切。

　　　　　　六

　　民族危机存在着、发展着，但在关内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　却逐渐淡化着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真正为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注入了更饱满、更充　沛也更坚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在30年代，是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这里，我们　并不是说他们在“思想”上是多么“超前”的，在“艺术”上是多么“精粹”的，因为　他们对于我们，对于广大的读者，不是作为从古代或从外国输入的一种思想形式或艺术　方法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象征而存在的。东北这块土地是被日本帝　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形式霸占了的，他们没有屈服于当地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他们　的文学作品写的是他们这样一些人的生命的体验，写的是这块沦陷了的土地上的人民的　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存在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　，就是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一种象征形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他们绝对不是外加　的另一重意义和价值，不是他们经过努力才“学习”到的一种思想、理论或本领、才能　，而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形式的本身，是他们身上的一种近乎自然的社会素质。对于文学　作家而言，这种自然素质的东西实际上是远比那些有意识地追求着的东西更加重要，更　能体现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意义与价值的。沈从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沈从文以及　他所描绘的那个“边城”世界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沈从文对“边城”世界的自然性和　朴素性的亲近和仰慕，但在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沈从文以及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　里，是绝对产生不出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来的。这是一个还没有同现代　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是一个能够满足人的精神自由的感觉　和要求但却无法满足人的社会进步的感觉和要求的世界。直到后来，直到现在，沈从文　以及与沈从文的文学观念相近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实际上，抗战　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确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到了东北作家群这里，情况却发生了　根本不同的变化。这些东北作家并不必有意地追求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自身的存　在就已经天然地具有着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他们的文艺几乎必然地与抗战发生关系，　因为他们全部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　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们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实际生活命运提升　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们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　的民族。他们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个信息，一种能够激发起每　一个中国人深层意识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存在物。假若说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　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　、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性的品格，假若说30年代新感觉　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的色彩而较少民族性的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则更具有民族性的　内涵而较少现代性的色彩，假若说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抽象的人性的价值而较少　抽象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东北作家群则在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　学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和现代性、蒋光慈等革命文学家的小说更具有现实性的意　义和价值而较少抽象的人性的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仍然不是对他们具体　创作成就的评价，而是看到他们特殊境遇和在这种特殊境遇中的生命体验所自然具有的　文化素质和文学素质，一种为当时关内知识分子所不易具备的生活体验和社会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