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歌开始在大陆广泛传唱：“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它被称作“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过问它的作者是谁。不久前，我与友人前往绩　溪胡适故居。导游讲到这支歌，说它是胡适50年代在台湾写成的。其实，这首诗并非写　于台湾，而是写于北京；时间不是50年代，而是20年代。——只要翻开胡适的《尝试集　》，就会看到这首《希望》，写作时间是1921年10月4日。然而，且不说一般的民众，　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读过《尝试集》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大写着一些文　坛混混的名字，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开山祖师，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却被遮盖于历　史的尘污之下，其精神遗产只在有限的学者心中发酵。历史如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
　　此时，我由这首诗想到的，不是历史的遮盖与遗忘，而是它本身的意蕴。“诗无达诂　”，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无论胡适在这首诗中是否有　所寄托，作为读者，我从最初读到它开始，20多年过去了，每当读到或者听到，就总是　看到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的身影：他从山中带回“兰花”植于故土，“一日望三回”，盼　它开花，最后却是“苞也无一个”。这很像胡适一生的写照。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满盆花”也仍然只是一个希望。胡适就这样孤独而执著地守望终生。
　　作为新文化的播种者，胡适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苦苦守望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决非　一篇论文所能一一说清。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学的尝试，现代学术的开创……这些都无　须多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在保守与变革之间，　他选择了变革；在个人主义与各种群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个人主义；在世界主义与国　家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世界主义；在向东与向西之间，他选择了向西；在民主与专制之　间，他选择了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集团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但历史　证明，他也是最坚定的。对于选定的路，他很少犹豫，不因新的诱惑而见异思迁，不因　乱云飞渡而迷失方向，也不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在新旧难分、前后难辨的回流中，　这常常使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但是，当历史走过许多弯路之后，人们从谷底　返回，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新文化走过的路途中，在每一个迷　失的路口，胡适都曾提醒过；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时刻，胡适都曾顽强抵抗和守护过。

　　　　　　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生不逢时。它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逆转。大战破　坏了现代文明主流的自信，也使一些追随者产生了怀疑。它给迷恋旧文化的人带来了种　种幻想，也给拒绝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于是，一时之间，文化保守　主义如同服用了还魂金丹，东方文明似乎重新获得了胜利，西化的道路仿佛真的错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心想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在鲍罗廷等　人影响下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义和团情结相会合，借着大革　命的影响迅速形成一股文化复古和排外的潮流。
　　面对这一潮流，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抵抗。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和《东方杂志》　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　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　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　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　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　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说：“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他的文章是一　个明确的表示，也是一个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那种灵肉分离的成见是完全错误的。因　为“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　物质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　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　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　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固有文明表　现最为突出，因为自己不能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就说物质生活不足羡慕。胡适认为这　是一种自欺，而这种自欺等于自残和自杀，因为它无视人的生命和维持这生命所必需满　足的基本欲望。如果一种文明连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能满足，还谈什么精神文明?　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不是这样，“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　，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　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　教；抛弃了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　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　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胡适对于文明的评判和取舍都是以人作为　出发点和价值尺度的。这是他在“五四”时期早已形成的基本价值立场。这篇文章进一　步明确表达了以人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的基本观念。
　　1928年6月，胡适写了《请大家来照镜子》。文章从美国使馆商务参赞的三张图表说起　，展示了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他告诉人们，中国人的吃亏在于不肯老实学习，因此　，必须学会反省，学会认错，学会死心塌地向人学习。“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面对国民革　命带来的社会文化空气，他说：“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　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　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他告诫人们：“不要尽说是帝国　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　。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　由发展?”(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他强调民族　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竭力守护的正是与西方现代文明全面接轨的文化理想。

　　　　　　二

　　20年代末，一场北伐战争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权。像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交替一样，　一些人为胜利而欢呼，一些人为失败而痛苦。此时的胡适却忧心忡忡，担心国民党在政　治上走向独裁，在文化上走向保守，从而危害新文化的发展。
　　胡适的担心显示着他的清醒。因为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无法否认：国民革命与新政　权的建立不但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回潮。这一切　决非偶然，而是由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及其革命实践所决定的。国民党　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但孙中山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完整地接受西　方现代思想体系，思想中保留了许多非现代的观念，因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去甚　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中国的政治传统对共和国体的侵蚀，因而努　力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　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注：《孙中山选集》，666—667、6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领袖们发现了旧道德“吃人”的罪恶，因而猛烈批判旧道德。孙中山却努力张扬与　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并且抱怨“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破坏了传统道德(注：　《孙中山选集》，666—667、6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尤其重要的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目的和最高价值尺度，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孙中　山却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自由。在国民党重组和举兵北伐的过程中，　孙中山的这些思想由于受到鲍罗廷等人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而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并且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获得权力之后，国民　党的所作所为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方面进一步背道而驰。
　　此情此景，使胡适不能不努力抵抗文化的大后退，以避免乔装归来的旧文化对新文化　的全面吞没。他赞扬吴稚晖，意在以国民党元老的言论抵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反复　提及孙中山在“五四”过后写给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意在以孙中山的力量保卫“五四　”新文化成果。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统一思想，反对设立劳动大学，原因都在于这一　切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文化理想极不一致。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　会，胡适终于在教育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吴稚晖也当面痛斥　他：“你就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