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对民间信仰也很关注，曾对北京的东岳庙、妙峰山、财神庙、白云观、黄寺， 苏州的东岳庙，泉州土地神，东莞城隍庙，广州各寺庙等进行考察，其中以1925年对妙 峰山香会的调查最为有名。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受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孙伏园、 庄严五人对位于北京城西北的妙峰山进行了考察。五人中属他最为活跃、突出，眼观、 耳听、手抄，忙个不停，感慨颇多，收获极大。他说：“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 ，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 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 @③解。妙峰山香会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 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他跑前跑后抄录“会启”。调查成员各 自撰文，顾颉刚将其编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在《京报副刊》发表(共分六期)，到中 山大学后编为《妙峰山》一书出版。这次妙峰山香会调查，是中国首次有组织、有目的 、有计划的庙会民俗学田野作业，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江绍原《北大风俗调查会 ＜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评论说：“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 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 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 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何思 敬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称妙峰山进香调查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说：“至今 没有人来理会民间的宗教生活。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不特关于民 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全靠此专 号作者的同心协力，尤其颉刚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专号中确是一个最忠实的调查者” ，是一个“时代精神”。
4.对婚丧礼俗的研究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先后发表了《两个出殡的导子帐》(1924年4月27日 第52号)、《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1924年5月25日第56号)、《一个光绪十五年 的“奁目》(1924年6月8日第58号)。1928年4月，他将此三文与刘万章撰写的《广州的 旧婚俗》、《广州的旧婚俗补述》、《广州的旧丧俗》合在一起，以《苏粤的婚丧》为 书名，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之一出版。
他对吴歌、孟姜女传说故事、妙峰山香会、礼俗等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很有魄力。 顾颉刚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他在歌谣、传说故事和庙会的研究方面 树立了三个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说：“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 是顾先生首创和培育起来的，恐怕也不过分。”(平冈武夫《古史辨自序》日译本《译 者前言》，创元社，1940年)
再看看他在组织领导方面的建树。
1919年，他在苏州搜集歌谣，虽然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但已开始显露出了其组织领导 才能。他说：“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 来又推广到亲戚、朋友家。我的爱人殷履安又在她的母家，用直镇上为我收到了好些。 一年之中，居然记下了三百余首。其中，有儿歌，有妇女歌，有工农歌，也有对山歌。 除歌谣外，还连带搜集了谚语、歇后语。”(《我和歌谣》，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5 期)
1924年4月参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则开始表现出了他的编辑、组织能力，如为 该刊组织、编辑了九个“孟姜女专号”，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组织、编辑了八个“ 孟姜女专号”，为《京报副刊》编了六个“妙峰山进香专号”；1926年到厦门后，发起 组织了那里的风俗调查会，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民俗”命名的社团组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国立中 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 ，举办民俗学传习班，编辑出版了36种民俗学会书籍，制定了学会章程和计划，等等； 1936年，在北大发起成立了“风谣学会”，在南京《中央日报》创办《民风周刊》，在 北平《民声报》创办《民俗周刊》，次年在北平《晨报》创办《谣俗周刊》；1930年， 他曾拟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并拟了《中国民俗学会发起宣言》；1943年12月，在重 庆召开座谈会，被推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筹备员”；1950年，在上海与赵景深、李白英 、钱小柏等研究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事；1978年夏秋间，与白寿彝、容肇祖、杨ｋūｎ@ ④、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设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 构。
顾颉刚在我国民俗学研究和组织领导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和敬仰。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娄子匡、陶茂康主编的《民间月刊》第2卷第8期称其 为“中国民俗学创导者之一”。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1993年9月19日在《工人日报》上 以《中国民俗学之父》为题撰文，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对其在现代中国民俗 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阐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三
一代宗师不是毫无缘由地从天而降、拔地而起的，而是与历史、时代和个人素质主客 观条件紧密相关的。
顾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好学并善于思考，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可谓条件极优了。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改革校风，提倡科学与民主，顾颉刚很受鼓舞。听了胡适 讲中国哲学史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更是兴奋，使他“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③的意识” ，对民间文化由兴趣发展到对其重要性的了解。刘起@②在《顾颉刚评传·序》中谈到 顾颉刚“古史辨学派”时写道：
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 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 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于郑、姚、 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他的这一……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 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 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993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2期上发表的《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中写道：
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以后，见蔡元培校长聘请戏曲家吴梅、韩世昌到学校讲课，引起 了他的好奇，使他“懂得戏剧是一门学问”，便也常去听戏。他说：并从开始的“寻娱 乐”，“转到了研究故事方面去。我知道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迁流变化的，不该 用固定的眼光去看；从此更转到了古史上，懂得许多古史也只是当时的故事。于是我发 了大愿，要彻底寻求古史中的故事性的规律。”1918年2月，刘半农发起征集全国近世 歌谣的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编“歌谣选”，“又是一个新鲜的环境儿”，再次引 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由原来受了“读书人家”“世家子弟”思想的影响害得他“对于 市民们的文娱活动，如唱歌、拍曲、说书、滩簧、宝卷，虽常有接触的机会，但总不愿 屈就它”的思想认识到对这些被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感到好奇并被吸 引而投身于这股新文化思潮中去了。他说：“那时的我，已经看了五年的戏，对于一切 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自己想道：《小放牛》剧中，不是一个牧童跟一个女 孩唱对山歌吗?《孟姜女》剧中，不是过关时唱‘十二月花名’吗?为什么要反对?所以 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新潮流。”这种认识影响着他以后整个一生的学术活动。
除了《我和歌谣》的回忆文章外，早在六十多年前他就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 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 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 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古 史辨》第一册“自序”)乃下定决心“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 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民俗·发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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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中国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民俗学研究中国古史，以中 国古史研究民俗学，二者互相促进。他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 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 以前我爱听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原来 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民俗学方面 ，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 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 。现在我的环境是适于研究民俗学的，我只得先从此入手了。”(《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
顾颉刚有着深厚的古史古文学的基础，又有着敏锐的思想和开拓精神，在五四新文化 思潮中驰聘于学术的大海，为中国现代史学和民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层累说”和 民俗学研究的示范及创立民俗学会的功绩，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不断有研究他的 论述发表或出版。值此顾颉刚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他的治学精 神，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中国史学和民俗学在新的21世纪里得到新的更大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