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既宜牧又可扩耕，是农、牧都可争、都想争的地区。这是长城地带成为半农半牧地带的自然基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民族力量的变化，农牧界线是相应变化，在你进我退，或我进你退的长期对峙、拉锯过程中，使这里成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融合带。由于民族习惯，至今这里的汉民族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以牧为主。在长城修建的历史过程中，秦、汉、隋、唐、明、清等时期，为边疆安宁，都曾大规模向长城地带移民屯垦，发展农耕业，农区向北推进，牧区北退；而魏晋至南北朝、五代至元这些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放牧业向南扩展，长城地带不少农田退农还牧。但2000多年来总的趋势是农耕区向北推进，牧区后缩。据统计，从元代至今，北方农牧交错带向北约有六次明显的推进，总的推进幅度最小处也有上百公里，最大处可达300公里。北部的农牧界线由战国时期的燕山——太行山以北、以西，推进至今日辽河中上游——阴山山阴——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现在，长城地带的汉民族多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还多以畜牧业为主。
3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力”的平面带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地带，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平衡带。尽管长城内外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各部落、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夺取空间领域，相互争战是经常发生的，在双方领土的边缘地带，往往是直按摩擦、碰撞，战事最频繁的地带。长城所在地带就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区位。
在长城的发展历史中，攻、守双方经常是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民族或诸侯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则集中表现在中原农业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两者之间大体上以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为划分界线。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相比较，自然条件，特别是水热条件，自然资源要优越得多，因而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也高得多。农业文化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农耕业定居的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加快了文明进程；而在游牧文化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则延缓了其文明的进程，甚至长期保留更多的原始成分。尽管如此，在原始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并不一定总是呈正相关的。特别是游牧民族在作战方面的机动能力、骑兵的神速快捷，往往是农耕民族无法比拟的，而农耕区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又有着极强的诱惑力，所以长期来，北方的游牧世界始终是对南部农耕区构成长期持久的威胁。
领土是民族活动的物质基础，资源和财富的源地。扩大领土不仅可以取得众多的资源和生活空间，还可以掠来大批的奴隶或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当北方游牧地区力量集聚、壮大，或农耕区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时，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显倾向游牧地区时，游牧地区的统治者就会不顾一切地向农耕区发动冲击。同样，农耕地区的统治者，在保卫边疆安定，护卫农耕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只要有可能，也是千方百计地用武力去扩大其领土，使其它民族臣服而兼并其领土。所以，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中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为了防范居高临下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为加强原来不太高的燕山、阴山及黄土高原等自然阻隔，都不惜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断兴建、加固长城。这条人工修造的万里长城因此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长城的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匈奴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重要力量。战国末，匈奴进入奴隶社会，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占领了蒙古高原，并南逾阴山，渡黄河。燕、赵、秦等诸侯国则筑北长城以阻隔。秦统一后，中原王朝力量强盛，匈奴北撤。秦汉之际，匈奴又“东击东胡”、“灭胡东王”；西击走月氐；南并楼烦、白洋河南王，侵燕代。战事都发生在双方力量对峙的长城地带。汉武帝以其强大的武力击败匈奴，并筑长城以阻隔。长城阻隔了北方匈奴的侵扰，保卫了农业文化区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明代，虽然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但在开国初就无法彻底消灭蒙古的残余势力，过去秦汉长城中段所在的阴山山脉已成为蒙古人残余部族向南侵犯的根据地。作为分隔两种力量的长城也随之南缩。当明朝势力转弱后，更难以对付蒙古统治者的侵犯，只能防御，鄂尔多斯南边一段长城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筑起来的。
历史上，长城南北两大文化集团，长期处在对峙——不稳定——停止又对峙的循环往复之中，而长城是两种势力的藩篱。由于它的阻隔，不仅保护了中原较先进的农业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北方游牧民族向高层次文明社会的发展。因为对抗、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在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对撞中，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不可能抵挡和抗拒先进的农业文明的诱惑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融合到农耕经济之中；当游牧民族撤出中原时，他们也有意无意地带走当地有技术的工匠，促进了游牧地区经济的发展。
4 今日长城的地理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长城作为领土扩张和防御的军事设施的作用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的千年干戈已化为玉帛。但是长城在地理上许多界线指标意义仍然存在，它仍然是许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区。正确地认识这些地理指标的意义，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趋势，对科学地制定我国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长城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过渡性，使之成为一个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带。由于这里地处季风区向非季风区，半湿润向干旱，高原山地向丘陵、平原的过渡区，反映的地理环境特点是雨量不多而时空变率大；地表径流贫乏，而水量变化多端，有些河流长年无水，但偶发洪水则极易成灾；平原少，沟坡地多，除黄河、西辽河沿岸局部平原及少数山间盆地外，多数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地，缺乏灌溉条件，大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多大风，土地易沙化。水蚀、风蚀交错，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为特色的土地退化过程。因此，长城地带宏伟的建筑与强烈的风蚀、水蚀同样闻名与世，引起国内外许多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和兴趣，期望通过各方面的研究找出一条开发、整治的科学途径。
（2）长城地带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条重要界线。它既是雨养农业与绿洲农业的分界线，还是冬小麦与春小麦的分界线。这些界线的形成，既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又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变化。例如，早在1956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将长城一线作为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400斤指标的界限。这里既充分考虑到长城以北地区与以南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别，又考虑到现实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不强行统一。限制冬小麦在长城以北种植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热量指标。冬小麦生育所需10摄氏度以上的积温为1500摄氏度左右，越冬最低温为零下22—24摄氏度，长城以北大部分地区因冬季严寒，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防寒措施和技术保证，强行北移冬小麦分布界限，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作为雨养农业和灌溉农业的分界线，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既要注意土地风蚀沙化，还要注意水土流失。在灌溉农业区，发展灌溉时，必须注意排水，否则极易引起次生盐渍化。
（3）长城地带是我国农、牧业生产的分界线。长城地带作为农牧业生产的交错地带，实际上是农牧业内部结合差，农牧关系矛盾较多的表现。农牧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分离的，汉民族聚居区以农为主，少数民族聚居区则以牧为主。如在内蒙古长城沿线一带，蒙古族以牧为主，集中在中部高平原，汉族以农为主，集中在东部与南部河谷、盆地区。在地区农业生产上，农、牧分家，谈不上结合，而且往往矛盾较多，多数情况是以农挤牧。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见水土条件好，接近农区的草场，往往成为开垦种粮的对象。由于该地带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不少土地因开垦不当，草被破坏，引起大面积的沙化，又不得不弃耕，造成“农业吃牧业、沙子吃农业”的恶性循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地带的自然条件虽可发展旱作农业，但产量不稳定，土地易沙化，但却是较好的牧业基地。为了充分发挥长城地带草原牧业优势和少数民族悠久的牧业经验，正确处理农牧矛盾，今后农业生产的发民方向应以牧为主，农牧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