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所以，那时的各类史书中记载的“禹生石纽”、“禹出西羌”和“禹出西蜀汶川广柔”等，也是人们的共识，没有人怀疑。关于大禹出生于四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时候，曾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详细的记载了大禹的各方面情况，司马迁敏锐的意识到了古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东西部文明文化的对待与相互作用关系，他说：“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六国年表》），魏晋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注解到：“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石纽究竟在哪里呢？大思想家扬雄在未出川之前也在川西地区做过大量田野调查，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里”。按照民国时期的汶川县志记载，石纽山就在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汶川县的飞沙关一带。由于与汶川县毗邻的北川县在唐代时期叫“石泉县”，宋代徐天佑注解《吴越春秋》中关于“禹生石纽”这句话的时候，将石纽注明“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现在四川的北川县与汶川县，在汉代同为“汶山郡”，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当年大禹出生地和大禹积累治水经验的地方。

　　同时，《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姓姒氏。……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也，命曰会稽。会稽，会计也。”。即，司马迁认为当时舜的部落是在现在山西、河南交界的阳城、安邑一带，由于大禹给这里带来了重疏导的先进的治水经验和“与益予众人庶稻鲜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以他受到了舜和这里人民的爱戴，舜去世以后，大禹接受了舜部落的人民的要求，取代了舜的儿子而在这一带建立了夏王朝。后来，当了夏王的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病故于现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一带，禹墓也就在浙江会稽山。

　　这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大禹是西蜀人，他接任舜部落而成立的夏王朝的都城，是在现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地区，他在任夏王期间，病故于浙江。由此可知，当时，大禹是以西蜀、山西河南、浙江的大三角地区为中心区域，而初建出了中国大一统文明文化格局。

　　但是，随着元明清三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及其东移，中国知识界中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思想大为抬头，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及其怀疑大禹是否是出于西部四川的言论，也就出现在中国知识界中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初顾炎武说的“禹生于汶川之石纽村，颇为无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以及现代学者田继周说的“禹之生地，不可能远在四川汶川、茂汶一带，应在禹父母生活的地区，即今郑州、嵩山、密县一带。”（《先秦民族史》）。由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解的“禹”字义是“虫也”，王矩切，应该发音成为“骛”（wu），所以，清代段玉裁注解此字的时候说：“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这样一来，使许多学者在“大禹”究竟是什么上更是蒙上了雾霭。至于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疑古大家顾颉刚，则干脆认为历史上是否是有夏代，都是个问题。

　　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影响，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又在历史上记载的夏都城的山西河南的阳城、安邑一带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所以，现今中国的历史文本都将夏文明定在了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则将历史上记载的大禹出生地的巴蜀地区及其大禹会诸侯且葬身的浙江地区划出了夏文明之外。这就是说，中国夏代时期，大禹是否真是西蜀之人，当时的蜀地是否是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基础之地，大禹是否曾经会诸侯于浙江会稽山，现在竟然成了学术界中的悬案，或者说是已经不被中国“正史”所载了。

二

　　四川本地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大禹是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西蜀人，但是，大概是受到元明清三代的北方和东部学者怀疑大禹是否是出生在四川的“疑古”影响，四川的汶川县与北川县也各自引经据典开始争论大禹出生地的“禹里‘石纽”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百年，在20世纪的80年代达到了高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禹故里应该是在四川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而历史上记载的“禹出汶川”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没有北川那样多的“禹里”文物遗迹，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了下风。笔者长期以来，常常去属于大禹古故里的岷江、湔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高原山区流域一带旅行，对大禹其人其事，自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看法。

　　历史上记载的大禹有三个重大功劳，一是他生平完成了“丰水东注，唯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文王有声》），建立起了重在疏导的治水方法，并从治水经验中总结出了“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六府三事九功的和平文化文明模式。这个文明文化模式，不仅是后来中国各朝代的立国宗旨，且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中心特征；二是他在当时中国各地区推广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人民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文化时代；三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由大禹建立起了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国家政体与相应的国家 管理制度。
夏、也就是“华夏”之国，是不是最早产生在四川呢？大禹又是不是象《史记》等典籍记载的那样是出生在“西羌”呢？也就是出生于现在四川的北川地区与汶川地区呢？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上古巴蜀文化文明的历史遗迹的发掘，及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民俗的深入了解，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

　　什么是“夏”？“夏”的文训之义，就是“中国之人”的意思。什么是“中国”？现在人们大多是从地理的“中原”位置去理解的，或者是从旌旗屹立的指挥“中心”去理解的。但是，“中”在汉语里是“上下通和”的意思，这就是说，“中国”在上古时期是相对于当时还处于在“不火食”的尚未开化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说的，并不定指某地域与某民族。而“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利味，咸有利器知道之俗，今之有量地度，居有城廓，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观安危……有君长正之者乎，公曰善哉”（《大戴礼记》卷九）。按照现代语言解释，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已经进入了“安居、熟食、农耕、有城市、有生产生活管理制度与各部落所共同的祭祀崇拜礼仪，有解决人民矛盾纠纷与困难的机构，有公平公正机制”的国度。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哪个地方最早进入稳定有序的农业、渔猎、放牧生产生活先进文明文化形态，并有了多种功能的城廓和乡村组织机构，且对外产生了同化的影响作用，那个地方及其那里的人民就是“中国”与“中国人”，其与地域的中心位置并无直接关系。其实，这样的虽然地处偏远，却因为自己的经济、文化与技术的发达而在客观上成为世界“中心之国”的情况，在现在已经是个常识了，近两百年地处地球北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就是个证明。而根据现在农史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的农业都不是最早发生在平原地区，而是最早发生在山谷地区，然后再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的。中国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是东平原西山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最早都出现在中国西部山谷地带，旱地农作物最早是产生在四川与西藏接壤的“康藏”地区及其甘肃大地湾一带，水稻则产生在云南与四川接壤的横断山脉一带。而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发达形式的水利农业，则最早形成于后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

　　《尚书·禹贡》记载，四川在夏代为“梁州”，《诗经·大雅·韩弈》则说：“奕弈梁山，唯禹甸之。”。在四川本土语义中，“甸”是农村村社的意思，因为四川本土语言中没有翘舌音和后鼻音，所以，说四川在夏代为“梁州”，大禹开辟的农耕之地为“梁山”，那多半都是北方人的误读，“梁州、梁山”在四川语音中应该发音成“连州”或“联州”；“连山”或“联山”。“连、联”当然就是联合、连结的意思，既指西部所特有的连绵起伏的大山脉，也指联合的文明形态。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廓遗迹中就发现了众多不同生理面貌特征与不同服饰及不同礼仪姿态的青铜人像，共同在朝拜有十只鸟头的神树，这说明四川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进入不同民族部落和平相处的联合政体的文明文化形态。《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四川地区有庸、蜀、羌、茂、徽、泸、彭、濮等不同的部落联合体，他们又各自称自己为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而现在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就称自己是“罗罗”，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羌族人则称自己是“尔矛、冉駹（庸茂）”，阿坝地区中至今还留有介于藏族与羌族之间的一种独特民族“白马藏”（濮矛赞）。藏人中的主要民族是有悠久农耕传统的康巴人，而康巴人都知道自己的根本就在雅砻江上游地区，即现在西藏的昌都与四川西部地区，就是以前称之为“康藏”和“西康”的山区。现在四川的羌、藏、普米、纳西、彝等少数民族所生活的岷江、雅砻江、大渡河、湔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恰好就是后来历史记载的大禹当年生长与活动的地方。这就是说，农业最早发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山谷之中，后来，农业在四川盆地地区与中国东部地区的平原得到高度发展，这些地方的人后来就逐步变成为了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而继续留在山区与高原地区半农半牧的人们则成为了现在中国西南与西北的“少数民族”。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出土的高三米的大“神树”上有十只“鸟头”，在《尚书·尧典》中，这些鸟头称为“星鸟”，也就是后来的人们说的“朱雀”，既代表星宿，也代表着太阳的意思。同时，这些鸟头还代表当时四川地区不同民族部落和方国的人们所共同崇拜的“凫”，“凫”即可以是鱼鹰，也可以是大雁、鸭。由于“禹”的古音的“鹜”（wu）是“鸭”的意思，也与“五”这个“中”之数同音义，而三星堆中出土的金权杖中就有“凫”与“鱼”的图案，且川人历来有崇“五”习俗，这样，“骛、凫”同为“鸭”，鸭与雅同音，雅与夏同义，五为“中”义，所以，最早的华夏之国很可能就在四川。三星堆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上古城廓，其内部的祭祀、商业、筮卜、铁器玉器制造等功能齐全，而且，该城廓就建立在古称“洛水”又称“鸭子河”的旁边，现在，这里依然还是野鸭与家鸭成群的地方。古代人们说的大雅小雅，其实就是大夏小夏的意思，其义都来自于“鹜”，这与四川上古时代的蜀人崇尚“凫”（即鱼鹰、鸭等水候鸟），及其藏族人崇拜鱼（藏族人认为鱼为水神，所以他们的旧习惯是不吃鱼的）也是不谋而合。

　　当然，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被定为是殷商时代的文物，但是，其文化文明特征却应该是夏文明文化的继承，这从大量的民族民俗和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许多证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代常璩所著的中国西南地方志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了夏代天下分九州时候，梁州包含了夏之前就存在的华阳、黑水和江汉三地区，这三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一带。“华阳”是指梁州之中心地区，而巴蜀又是华阳之“中国”，梁州与巴蜀都是禹治水之功所成。而到底什么是“华阳”？这个问题则如同一个历史悬案给搁置了几千年。而按照笔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释，川人因为无翘舌音与后鼻音，所以，阳（yang）其实应该念成为“雅（ya）”或者“雁（yan）”，所以，上古的“华阳国”可以念成为“华雅国”或者“华雁国”，前面说了“雅”与“夏”同义，所以，上古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华阳国”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华夏国”。只不过由于后来大禹扩展了中国的疆土，人们又编造出了“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这样，“中国”就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夏人尚黑尚玄不理解，其实，人们只要到大禹当时生活的地区中，也就是牛羊成群的四川高原的草原地区与水利农耕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去看看那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颜色，自己就会恍然大悟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就是地理土壤学中说的中国最大的“黑土区”，其由远古时代的热带腐植物质所形成，后来随着地质变动，一部分成为高原草原，一部分成为了盆地平原，这样的黑土十分肥沃，非常利于动植物生长与生存。大禹的“六府三事九功”的中心，就是“土”，即我们现在说的“以土地为本”。这就是说，因为夏禹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农耕与稳定放牧时代，所以，对水土的重视与崇尚也就相应出现了，夏人尚黑，其实就是指进入农耕时代的夏人尚肥沃的黑土的意思。现在，四川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彝族人依然有尚黑且以黑为贵的传统习俗。夏人尚“玄”，常常有典籍把“玄”注解为“黑红”为“玄”，红与“日”同义，所以，黑红之“玄”就是指的红日黑地的“天地”。同时，“玄”与“元”同义，“元”为周期性旋动的意思，所以，其还指农耕民族对太阳周期性所表达出来的律历法则的崇尚，也是表达放牧民族定时间空间的周期性的放牧和平生活生产方式。当然，也与这里的人民崇尚旋转形状的“螺”有关系，现在，四川西部地区中的羌族与藏族农牧民还有在自己生产生活的区域中塑立“尼磨堆”的习惯，“尼磨堆”是一种用石头所累积起来的旋转型的圆锥体，型似海螺状，这里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在远古是海洋，螺是他们的崇拜物。同时，“尼磨堆”也是自己部落所生活的空间的记号，是与其他放牧农耕群体和平共处与互不侵犯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