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包括对魏晋时期中国封建历史中第一次事实上较为成功的思想压迫发生的分析及其对于中国史学理论中“史官监督”的信条的冲击；魏晋的名士风度与当时的思想压迫的关系；以及对魏晋思想、文学和诗歌间的相互消长关系的分析。

    关键词：思想压迫 史官监督 名士风度
　　

　　（楔子：阅读魏晋时期的史料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特别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魏晋的名士是一个个凸现于纸上张扬、生动而任诞的个人；而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却往往是我的障碍：

 

　　太多假的东西充斥其中，太多琐碎而有趣的故事引诱我们分心而看不清真相，看不清这个时代的人。比如《世说新语》中王徽之夜访戴逵而“造门不前而返”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从表面看只能说王徽之任性随意，可实际呢？有资料证明王徽之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戴逵根本不会见他。研究一个时代中的个体人物是很难而且很烦琐的一件事，意义也不见得甚大，但从很多事实中体现出的时代的特征绝对错不了：比如一个人，无论他怎么作假，观其一生功过总能大体知道他的善恶，一个时代也同样，一个人的史料可能有无数差错，但许多人的传记、史料和故事构成的这个时代的“断代史”总能大体的勾画出这个时代的风貌。史家有没有信史？从严格意义上讲信史是不存在的，甚至包括上个世纪兴起的年鉴学派和大量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计量史学”也不能作到这一点，因为史料和真实的事件之间的差距总是明显的。但史学的价值决不会因此而抹杀。三人成虎的故事在现实中也许是反面的，但对于历史研究者到是一个好信条。）　　

　　在魏晋之前的中国历史中至少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以失败告终的思想压迫事件，第一件是《国语》中所载的“召公谏厉王止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于彘”

　　第二件是《左传》中所载“崔杼弑齐庄公”的结尾部分：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书矣，乃还。”

　　第三件是中国历史中知名度极高的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故事，有史料曰：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植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此为焚书，公元前213年）

　　“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毖后”（此为坑儒，公元前212年）

　　本来始皇帝很有希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成功的思想压制的君主，“可惜”由于他自己的某些失误和后继无人原因，秦在此后六年就亡了国。秦的覆灭几乎和焚不焚书、坑不坑儒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个问题我以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观点是十分准确的：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大泽乡起义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的起因是因为士卒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按律当斩”才有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但亡秦的并不是“揭竿而起”的陈、吴，而是“不堪秦苦久已”而云集响应的天下百姓。虽然如此，这些历史事件的堆积很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假象，仿佛这些君王正是失败于他们的思想压制之上，事件二更可以作为“史官监督”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且向来是为人所称道的，而大史氏、南史氏总是作为典型的史官形象出现——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其原因在于儒家两千年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被神圣化的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有着类似于神迹的象征意义。孔子作《春秋》，后世有人这样评价这部书：

　　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于是在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史官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被赋予了对于王权的“监督”地位，兼之有大史氏、南史氏这样光辉的“典范”，历史上的清流对于“史”的崇拜始终处于一种类似于迷信的状态，很多人拼死一谏的勇气都源于对这种“史官监督”的坚信：于谦说道：粉身碎骨浑不怕，要流清白在人间。这清白字眼是流在史书上的；文天祥说的更直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简；还有明末的李月如来得更惨烈，他在被政敌李可望（当时的秦王）剥皮处死时，看到剥皮用的稻草时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其实他至死也是相信所谓的“历史公论”的。然而这些影响和控制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学说其实在魏晋之时都差不多完全被事实所击败，留给后世的只是统治者能更好的实现思想压迫和让知识群体相信“正统”学说的方法。

　　

　　魏晋文章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安七子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身处统治者的三曹都有极好的文笔和有大气的诗文传世，这个时期的的“思想压迫”算不得到了顶峰，但这时的一些事件已经预示着魏晋的“思想压迫”的开始；杨修不愿全心的为曹操个人服务，又兼之爱买弄，给曹操杀了；祢衡多次议论曹操，也终于给曹操所杀；孔融也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死在了曹操手里。而这些人死时都不过只有二、三十岁。声名远播于后世的建安派繁荣的诗文创作背后是这样对于异己者血腥的打击，《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记载了孔融被抓的情景：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是一个很让人心惊的场面，中国人以虚岁计岁，八、九岁的年龄，实际上不过七、八周岁罢了，而他们在飞来横祸之前竟是“无遽容”，而且对于当时的形式有着“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样深刻的认识，这让人不由对当时的恐怖气氛感到震惊：“无遽容”绝不会是由于他们过硬的心理素质，任何正常和较为正常的社会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天才”儿童。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这一切已是见怪不怪，精神麻木了！还有一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新语》贤媛第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锺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一句“早知尔耳”写尽了当时名士危如累卵的状况，后来许母对儿子的教导更说明了她对于当时时世透彻的分析，迅翁说，剧毒：砒霜。之后是无数死于这种毒药的人。（大意如此）而许母的这种“智慧”岂会不是的之于无数死于统治者之手的名士的鲜血中？从曹操时起开一个死难者的名单是很容易的，比如何晏，死于司马懿之手，同年王弼“病死”，24岁；嵇康死于司马氏之手，39岁；欧阳建为赵王伦和孙秀所杀，32岁；裴顾为赵王司马伦所害，33岁；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观点和有较多作品传世的人，这种人中只有一类和一个人活下来，这“一个”是郭象，他一生的权势都是很显著的，只是他的作品可能大多都是剽窃向秀的；而这“一类”是隐士，比如鲍敬言和杨泉，我找不到他们的生平，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关注吧？

　　文章到了何晏、王弼手中算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开始大谈老庄，不能说这个转折是坏的，因为他们的写作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何晏的母亲嫁给了曹操，他是曹操的假子，地位是尊崇的，如果不是后来司马氏击败了曹氏何晏也许还不能成为这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何晏至少是两件事的标志性人物：其一，他是玄学兴起的标志；其二，他是服药的祖宗。服药可能是秦代的方士所“发明”的，也许是汉代，但毫无疑问“五十散”的配方肯定不会是何晏个人所创，想找到类似于石钟乳、石硫磺、石白英、紫石英、赤石脂之类的矿石配到一起，而且配出一种长期吃还吃不死人的东西大约是不容易的，为了这个方子一定有不少人死了，《红楼梦》中的贾敷就是这么死的。而且在何晏之前肯定有不止一个的人吃过这种“药”，为什么何晏一吃，这竟然能成为一种流行？还有魏晋玄学的兴起，在何晏之前研究《道德经》、《南华经》的大约是大有人在的，但为什么何晏之后这竟成为一种风气？这和他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官位顶多不过是“吏部尚书”罢了。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这个时期的文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毕竟一些人在写着，比如王弼，比如嵇康。等时间到了完全是以竹林七贤的时代，建安派完全式微，大家服药的服药，谈玄的谈玄，饮酒的饮酒。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再有什么文章了，好在没多久陶渊明出来了，算是魏晋文章一条漂亮的豹尾，但陶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标准的隐士，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所谓“名士风度”的痕迹，他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化庆幸的人物，同时他的出现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厌倦于尘世纷扰的人物的，何况浑浊不堪的魏晋呢？

　　

　　竹林七贤出现后，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特征“玄学”完全的兴起了；这时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完全的凸现了出来：所谓的“名士风度”成熟了。何谓名士？当时的人物王恭说的明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分析整部《新语》，谁是名士？其一，名士至少须为贵族，或为贵族的附庸（便是钱钟书先生所谓龙身边的蜻蜓者流）。这样讲是很好理解的，名士要有闲呵。谁悠闲呢？贵族而已。这种动荡的年代，纯粹的学问是不能维生，在大唐盛世杜甫尚有“儒冠多误身”之叹，又谈何魏晋这种时代呢？整部《新语》中的名士那一个没有赫赫的出身呢？这一点有很多文章谈到，毋庸赘述。其二，名士要善饮，不但饮，而且要大饮方可。饮酒，很能体现出名士不问世事的态度了。比如王子猷答恒温的问话时说不知道自己局什么官位，似乎是“马曹”（其实是“骑曹”），也不知道自己管多少匹马，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当时的人似乎是很欣赏子猷的答话的。简言之，名士就是不管事，在野最好饮酒，比如阮籍，为了五百戽酒去当“兵卫”），在朝也不可忧国。他们推崇老庄，庄子说“尘垢秕糠，将尤陶铸舜尧也”这很可以作为名士这种行为的“理论依据”，虽然很明显他们是曲解了庄子的《逍遥游》。这里引发了“名士”的第三个特征，即就是谈玄，谈老庄。这里我无意详细分辨老庄之道与魏晋玄学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读《道德经》时明显可以感觉到其中许多章节是治世之术，老子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愿为帝王之师的人，而且他在很多时候也会谈及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样的例子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只是此非本文的主旨，故在此不加引证。）而魏晋谈玄的人是极少谈及治世之道的，《新语》中不过有26 则政事的记录，而且多是一些个人行为而言及大义，关乎国家的少之又少，可见这些名士是有一种少谈国事，最好莫谈国事的默契的。还有一个特征是魏晋名士有很多是服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