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萨克曾见到无辐车轮的岩画，不过年代难以确定。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嘉裕关市西北20公里处发现的黑山岩画中也发现了圆板状无辐车轮的图像。除此之外，内蒙的阴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岩画也有相同的发现。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这一种使用无辐车轮的马车应是古代文献所记载?quot;椎车"，极可能属于四坝文化时期的马车。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容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的一组车的古代岩画，表现的则是夏代的「钩车」，岩画的内容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而殷代26轮辐战车大概从这种6-8轮辐钩车发展而来。并且，这些岩画可与《司马法·天子之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认为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 而哈密五堡墓地发现的一个无辐车轮，以三块胡杨木拼合并以榫卯相接， 表现出了与中亚无辐车轮相似的制造工艺。林梅村先生更认为这件车轮的年代应属焉不拉克早期，即公元前1750-1300年。 如果对岩画及车轮年代的断定不误，那么这些岩画中的马车年代稍晚于中亚地区的同型马车，这种马车在这些地区的出现应该是直接接受中亚马车的影响。所以王巍先生所推测西亚的车子传入中国的两条路径是极可能存在的。
但是，这种推论的结果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对这些岩画予以准确断年的具体方法。并且，岩画上所表现的无辐车或四辐车轮极有可能是多辐车轮的简化。我们可以在甲骨文及金文中?quot;车"字，及属于公元前2至1世纪前后的宁夏倒墩子墓地、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中发现的铜牌饰上六至七根辐条车轮的形象中,看到这种简化的形式。因此，这些岩画便不能成为十分可靠的证据。
据目前的研究，欧亚大陆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埃及的马车也是在约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由两河地区传入。车轮的型态为4-6根轮辐，这与同时期中西亚马车流行的形态基本相同，只不过埃及人对车舆、车衡等结构部份进行修改。到了公元前十五世纪，战车已经成为埃及主要的战争工具。如S.Piggott所认为的，双轮带辐马车在中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达到顶峰，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所接受。 两河地区以其军事力量将战车向东、向西传入周边地区，埃及的战车即是在两河地区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苏联、蒙古、新疆发现的车子形象也应该是其向东辐射影响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中西亚的距离比较远，车子的形态又经过多种文化传递、改变，所以接受中西亚间接影响的时间较晚，所制造的车子也与中西亚、埃及相去较远。不过中国的马车在形态上仍与中西亚的马车基本一致，所以也应属于中西亚马车辐射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种亚型。
夏含夷先生（E.ShaugHnesy）曾指出，如果从形态分析上来看，也存在着商代的车源于周的可能。或者，更可能商与周的车都是独立地从另外一种雏形派生出来的。 由车马器的形态组合上看来，商与周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中亚西亚马车的影响是逐渐经多文化辗转传布过来，那么商与西周很可能是各自接受了一种(也可能是两种)源自于中西亚的亚型马车，再在各自特有的青铜文化基础上加以改变并交互影响而成。
殷墟三期所见的马车车舆有长方形与簸箕形两种。殷墟四期时马车的发现大量增加，但是只发现带长方形车舆的马车，说明了当时对马车形制探索的过程。宝鸡、周原一带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马车，但其所出的具有强烈特色的车马器则间接地说明了先周时期已经使用马车的事实，并且，很可能是一种在文化内涵上不同于商文化的马车。
四
古文献中关于马车起源的传说较多。常见者有黄帝造车和奚仲作车两说。
黄帝号"轩辕"，蠢醋云湓斐档拇怠Ｚ壑堋豆攀房肌罚?quot;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刘熙《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易系辞传》、《汉书·地理志》、《历代帝王年表》等。《路史·轩辕氏》将古人"见飞蓬转而为车" 的想象加入黄帝的传说之中，谓："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古今注·舆服》中更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更加夸大黄帝造车的传说。这些记载说明黄帝造车的传说至迟到西汉才巩固。传说中的黄帝除了造车之外，同时还筑城邑宫室、制订车服制度，成为文献中中国进入文明的始祖。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传说是奚仲造车。奚仲是夏代的车正，《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所以造车的时间应是夏代。战国晚期到汉代的文献如《世本》、《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修务篇》、《论衡·对作篇》、《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等皆有奚仲作车的记载。由记述的书籍来看，此说的成形似乎是早于黄帝造车之说。
林梅村先生曾根据奚仲之名加以考释，认为奚仲为位于宁夏的奚族族人，非中原人士。而根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中的吉光之"吉"乃古代谍谱之"姞"姓。并且，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话："密须之鼓与其大路。"（密须为姞姓），认为直到商末周初甘肃东部姞姓部族仍有高度发达的造车手工业。
徐仲舒先生则依据《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的记载，以为薛即今之下邳，其地临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并认为薛地处于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所以夏所使用的车应为一种中国本土所固有的独轮车。 但其讨论独轮车时所依据的文献如《魏书》、《后汉书》、《晋书》等年代较晚，并且，这一地区自商代晚期开始，即发现数量众多的双轮马车，未见独轮车。所以对其说也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其实，对于黄帝与奚仲这两种传说何者为是，在历代也受到一些质疑。《玉篇·车部》即云："车，夏时奚仲造车，为车工也。一说黄帝已有车。"刘昭对《后汉书·舆服志》中"…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的记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故注曰："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
面对这两种说法，许多后来的学者对之加以揉和调解，以求两者兼顾。三国时的谯周即将两说融合在一起，《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认为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杨倞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时谓："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quot;，说明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对马车的形态进行改进。近年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 ，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由郭沫若《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殷车构造的複杂性 ，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大约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所以"奚仲作车"与"黄帝作车"的传说，原是不相冲突的两回事。
总之，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夏代已有马车，不过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与车相关的讯息。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考察，先不论黄帝是当时的一个氏族长亦或是一个时代进程的象征，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发明车子。虽然目前的考古发现没见到车子的相关信息，但是由所见资料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于车轮的型态应是十分熟悉的。文献中多有关?quot;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的记载。孙机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属于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 。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的陶纺轮，也与中西亚的无辐车轮型态基本一致。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明原始车子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文献中也有关于车子西来的记载。郭璞注《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国云："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遣之"，不知所据为何。对于《山海经·海内经》"…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之说则认为是"明其父子共创作"。或许，在奚仲作车之前关中地区已见马车，只不过是见其形而不知其作。造车工艺精巧，驾车东来之人也不必为造车工匠，所以直到奚仲之辈乓云浔旧淼哪咀鞔?quot;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以代人力" ，也才造成了中西马车之间部份显着的区别。但是，自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我们虽然能找到许多使用木器的传统,但这些木器均是以雕刻的方式完成，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有源于本土的揉木技术,所以此说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材料似乎比较支持马车西来的说法。不过，古文献中关于造车的诸多记载亦不敢视之为妄说。因此，要想真正解开中国马车起源之谜，仍有待于新考古材料的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