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功能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那么,在藏区现代化的发展的今天它还能发挥什么功能与作用呢?我认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将产生重要的功用: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注:
①、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②、<明〉谈修:《滴露漫录》。
③西汉王褒在其《僮约》中有“牽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川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
④、《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⑤、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⑦、<唐>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
⑨、《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P165。
⑩、杨仲华:《西康纪要》第九章。
⑾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