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苏联官僚政治的根源

斯大林为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大饥荒时期，有“欧洲大粮仓”美称的乌克兰就饿死350万人。此时，苏联政府仍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以换取外汇。（《读书》1998?1）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苏联政治官僚不仅是作为强制力量，而且是作为现代管理方式取得历史的委任状的。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组织愈来愈庞大，行政事务趋向复杂化，需要设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组织，需要特殊的官僚阶层担当此任。韦伯指出，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普遍的全面的官僚制化”。（《官僚制统治》第5页）
由于长期内战所造成的物资匮乏是苏联官僚政治的起点。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产品就不可能通过市场分配，而不得不集中分配。这样，就需要专职人员主管分配工作，那就是官僚；需要一种等级制，以依照权力等级分配产品，那就是官僚制。
值得深思的是，苏联社会长期的匮乏并非经济本身造成的，还与统治集团的决策有关。由于官僚政治是物资匮乏的产物，那么，再引起或制造物资匮乏的条件，对于保障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利的。可以推论，长期的供应不足不仅是官僚政治的必然后果，也是预期目的。
最后，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官僚统治扫清了道路。革命和内战使地主贵族、资产阶级一扫而空；无产阶级也遭受重创，变得消极失望；农民损失最小，但在政治上并不比一袋土豆更团结。官僚阶级就是在各阶级两败俱伤的形势下发展壮大的。而官僚登上权力宝座后，更加无情地分化各阶级甚至消灭某些社会集团，以保证其凌驾于社会之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联官僚政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源，但是一旦产生，它自身就成为存在的目的；它为了控制而产生，却成为不受控制的力量；它源于某些消极因素，同时保留和深化了这些因素。

　　七、苏联社会的不平等、异化和阶级斗争

苏联官僚政治的社会后果，在于它造成深刻的不平等、异化和利益集团冲突。
在技术官僚之上的是政治官僚，在整个官僚集团之上的是作为监督力量的政治警察，站在他们头上的是斯大林，而在权力金字塔之下的是工农群众，他们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官僚肥硕的臀部：这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真相。
在苏联，特权官僚拥有宫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农民还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华的内部商店堆满鱼子酱和法国香水，普通民众却为了几颗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在冰水里干十个小时，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爹妈的轿车四处兜风。
不平等不仅是旧社会的残余，更是官僚政治的后果。官僚集团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在剥削人民的同时，施惠于少数社会集团，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使之成为统治的基石。
人道主义和平等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对于斯大林和官僚制度来说，人仅仅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微不足道的工具。疯狂地追求工业进步，残酷地牺牲个人利益，以及贪婪地追求个人权势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动力，极度蔑视人是它的最大特色。因此，在苏联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包括劳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上层建筑的异化。由于国家的异化，人民建立的政权反过来统治人民，人民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被剥夺感。苏联人对公共生活持敌对态度，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感觉是自由的；他们自我摧毁，自杀和酗酒现象严重。有意思的是，领导集团仅仅在形式上反对这些消极现象。因为它清楚，人民在政治上沉醉对它比较安全。
1936年，斯大林宣称苏联是无阶级社会。但他心知肚明，党内反对派虽然被打倒在地，可他脚下的土地还在动摇。旧反对派分子依然心怀不满。在社会上，托派的传单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农民无力对抗集体化，却大量屠宰牲口，消灭储备，毁坏工具，由此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次战争。一些省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斯大林肃反秘史》第３３页）。
因此，斯大林先发制人，实行了大清洗。大约有200万人被杀害。（《斯大林政治评传》）此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包括劳改、流放、禁锢等。（《被玷污的岁月》第373页）“伟大的统一和团结”，就是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1962年6月1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城发生抗议政府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的罢工。愤怒的的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死70至80人。政府最后出动坦克，才把群众驱散。表面上看，事件的起因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它是人民对整个制度的不满和抗议。索尔仁尼琴说：“这个事件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是41年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古拉格群岛》下第633页）如果联系东欧国家的同类事件，如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我们对它的阶级冲突性质会看得更清楚。
历史表明，苏联社会不是和谐的，它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差别，因而也必然有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被消灭后，官僚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 （建国初，我国领导人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1957：大转弯之谜》第78页）。起初，官僚和人民的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而在一党制的条件下，社会上利益集团的冲突往往反映到执政党内。苏联官僚集团否认矛盾，却以统一、团结的名义清除政敌。
苏联的全控主义体制，使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不能通过透明、畅通的渠道表达出来，不得不以更消极的方式宣泻。到了七、八十年代，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和深化，最后以突然、猛烈的方式爆发。此时，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不足以挽回大厦之将倾。而且，由于官僚集团从内部使改革的目标受到扭曲，改革总体上是按照有利于官僚的方向进行的。这样，苏联解体后，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各式各样的老板、经理，依然是社会的主人。
历史告诫人们，官僚不会自动放弃权势利益，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要游戏规则由官僚制定，无论怎么玩，它都是最后的赢家。故兴利者必先除弊，不整顿吏治而能力行改革者未之有也。今后五到十年，将是中国改革至为关键的时期。改革者如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则可以断言，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附庸化，都不会是远不可及的事情。

　　八、社会发展之路是多元的、非间断性的

俄国革命的范式，是否如列宁所说，仅仅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呢？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并不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步就班地演进的。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极其复杂、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
就不同文明而言，落后文明的旧形式与较高文明的更现代的形式相结合，有三种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将加速其原有的发展趋势，但没有实现超越原先发展阶段的发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个以上的发展阶段，达到牵引它的较高文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不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与较高文明的先进形式结合，从而孕育出一种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某些层次上超越了牵引它的较高文明。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例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结合，产生了高于两者的封建社会。
与此相反，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古代埃及和中国尽管创造出极其灿烂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缺乏与异质文明的交往，因而导致长期停滞。
就文明系统内部而言，人类社会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着的。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新的质后，这种新质仍然会与旧质保持某种连续性。
我们用部分质变规律来描述社会发展在横断面上的形态。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而言，其演进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在任何一个时间内，社会的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
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来描述人类社会在纵切面上的发展模式。任何一种文明，如果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必将陷于停滞；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托洛茨基认为：“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最普通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一条规律?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这一名称来表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相互吸引，两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

　　九、地理环境是发展的前提

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式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那么，决定一个社会或飞跃，或停滞，或走此路，或走彼路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同意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不过，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直接的吗？而且，生产力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单纯的技术积累，抑或地理环境决定？
我们知道，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后，人类才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狩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实行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然而，更新世未期的气候剧变，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人类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农业革命的传播，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决定。在森林地区，如长江流域和美国西南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出现得晚些。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成了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原因之一。在当地所提供的物种资源方面，欧亚非的民族找到了可以提供肉类、奶和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他们能够栽培苋属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们的产量很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也就是说，发展是有地理的先决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不但决定它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还影响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势头平缓，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第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出现，这与希腊的临海多山的地形有关。

　　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中介因素实现的

埃及文明的出现，受益于苏美尔人的影响。在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经建立很久了。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来到这里。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近到可以受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影响，但又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罗马帝国的“陷落”的主因是生产率低下，而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使奴隶失去改进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主人就不愿进行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作用。看来，在封建社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只要利润的取得不是通过经济本身，而是通过超经济的手段获得，那么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就是难以想象的。
这两个相反的例子表明，文明的兴与衰，发展或停滞，如果仅仅考虑民族或地区范围内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难免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我们的看法是，仅仅在民族生产力的范围内，无法产生突破生产关系束缚的新社会的因子。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提供的物种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为未来的表演，准备所有的道具。
传统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对中介因素的忽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主体意识）。在社会内部，生产力通过交往关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生产力通过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起作用。
正因为发展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所以，率先发生的变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板结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原始的、贫穷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
正因为发展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因此，那种认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观点，是离开了交往，特别是民族间的交往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纯粹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各个点之间表现出的相似性、规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历史愈是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就愈频繁，落后国家也就越容易吸取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成就，从而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它所表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就越明显。

　　十一、生产和交往是社会实践的基本方面

我们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历史的人的实践。而社会实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生产和交往。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但是，它一旦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就对后者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物质生产从来就是社会性的生产，它必须以许多现实的个人的共同活动为必要条件，而这种共同活动只有通过物质交往才能实现。
第二，物质交往是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保障。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时，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如蛮族入侵、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物质生产能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生产为基础时，保存已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才有保障。
第三，物质交往的扩大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一，交往的扩大，推进了市场规模的发展。二，人的活动存在两种互补的趋势，一种是分工导致的分化，一种是交往促成的整合。交往的扩大，推动着分工越出国家界限，以世界规模向前发展，从而极大刺激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三，交往的发展以及世界交往的形成，为物质生产水平高低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横向交流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互相借鉴，促进各自物质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着眼于交往关系，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三大形态的依次演进，并且揭示了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其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