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族这个名称，并非古已有之，大体上是魏晋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说法。具体考证文献，可以参阅陈连开先生的《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贾敬颜先生的《“汉人“考》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三篇文章对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复杂关系，对于中华民族现状的分析和展望，都有很详细的论说。这三篇重要文章都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本书中（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版），该书是否重印，我不知道，原版在一般大学图书馆应该能找到。另外，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纲要》这两本书，也很值得一观。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有关情况很有帮助。
2，民族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以前并不存在。近代以前文献中的岳飞、文天祥是忠臣，没有民族英雄这个说法。我们看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就很清楚。岳飞的美德是精忠报国，他的满江红表达的是汉族种族主义情绪：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汉族是高等文明人，金人是野蛮胡虏。文天祥近代以前被歌颂的美德主要是宁死不屈、不屈膝投降的士大夫的情操气节，是坚持了良臣不事二主的君臣大义。夷夏之别和忠君报国这两种精神价值与民族主义有关，但不完全一样，我这里不能展开做具体分析。民族这个概念，现在大体上认为是梁启超引进的。具体情况可以看梁启超的有关著述，特别是《新民说》。冯克著、杨立华译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比较简明的文献可以看当代人的著述，比如王铭铭的《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昆明），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昆明）2001年第1期；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第1 期；想了解的稍微详细一点的朋友可以看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现在的56个民族之说，是1949年后认定的。在辛亥革命时代，孙中山提倡的是五族共和，五族是指汉、满、蒙、藏、回，而回主要是指现在的维族，也包括新疆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那时汉族对他们没有明确的民族区别意识。1949年后根据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进行的民族认定，才导致了现在众多少数民族的出现。后来这种认定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求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的族群还有不少，认定的标准其实已经发生混乱。比如现在海南的临高人就差点被认定为一个少数民族，但从人种、文化传统和语言等方面看，临高人其实并不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临高话大体上是汉语和壮语的混合。民族认定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关于民族识别》，《中国社会科学》（京），1980年，第1期。当然1980年的这个文章讲的是很有分寸的。因为民族研究动辄会引发民族情绪的反弹而成为政治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研究有很多禁区。就民族识别这个巨大工程来说，我们现在还很难讲到底是对还是错。霍布斯鲍姆对前苏联民族问题所产生的后果，给予了很好的分析，我认为他的意见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跟苏联学的。霍氏的论述可参考：[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专门来讨论）大体说来，除了少数几个，中国现在的少数民族大多与汉族和马来民族、蒙古民族等有非常复杂的交流、混血关系，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纯粹的汉族很大程度上是个臆想。上述著作中实际上也大量涉及到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史研究中就特别重视民族交流融合问题。他考证出，李渊家族其实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而非原来中原地区的地道汉人。
4，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实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境内各民族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所有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前一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要反对分裂，要维持不同民族间的良好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不能使历史上的恩怨成为今天产生仇恨隔膜的由头，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几十年前就演王昭君的和亲故事，从正面歌颂，这当然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与汉族融合同化程度很高的民族比如满族来说，现在的汉族如何歌颂袁崇焕，如何诅咒洪承畴，如何谩骂多尔衮皇太极，恐怕也没有哪个满族朋友跟你较真。词学大师叶嘉莹先生是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后代，我看她就不会为电视电影里那么攻击慈禧太后而生气。但对于宗教意识比较强烈，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来说，任何对该民族信仰的冒犯，哪怕是学术上的，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感，而引发大的矛盾冲突。有西北生活经验的人对此当不会陌生。总的说来，汉族在人口数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更容易滋生沙文主义情绪，瞧不起某些少数民族。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假如一个河南朋友，痛骂某少数民族如何如何劣等，可是回头他发现，有汉族同胞在那里痛骂河南人多么不是东西，这位河南朋友会作何感想？总的说来，对一个较大群体的人，作统一评价，十有八九是错误的。人固然可以分群，但这群中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可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
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又可分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纯粹是国际政治游戏中的国家利益关系，与人种、血统、文化关系不大。比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是中国血统，前巴新总理也是中国血统，新加坡领袖更是华人，但阿基诺在南海问题上不会因为是中国人就给我们做出让步。20年前的李光耀也不会因为汉族血统放弃反华立场，同样的道理，现在新加坡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也决没有认祖归宗的意思。还是同样道理，日本人可以使用中国汉字，可以把自己的历史跟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一点都不耽误他们对现实中国采取一种歧视蔑视乃至敌视的态度。
第二个是中国人与外国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能比较强烈地反映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态度问题。我知道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发生过多起中国学生与非洲学生的严重冲突，冲突中中国学生表现出的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一点都不比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中国人的汉族沙文主义一直都很强烈。你只要看看辛亥前十年间的历史文献就知道那时的知识分子的种族主义思想有多厉害。冯克的书里就有这方面的大量材料。而对于欧洲主要民族，特别是英美民族，很多中国人是羡慕的崇拜的，反过来说就是有自卑心理。而这与国家没有关系。一个来自新西兰的欧洲裔半文盲、穷光蛋，可以很容易在中国混口饭吃，当然讨个美眉做老婆更不在话下。但是要一个乌干达酋长的儿子来北京，他就是有百万美金，如果没有欧美文化的教养，未必能让中国人瞧得起。
第三个是国内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当然不是国家关系，而是以血缘和历史为纽带的文化、经济关系。这个关系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每个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其实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已经很清楚，20多年来，中国引进的外资，最大的份额，其实就是海外华人的投资，没有数千万海外华人的“帮衬“，中国现在的经济成绩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同样是一笔巨大的不可舍弃的财富。没有现在中国的成绩，海外华人的自我感觉可能也要差很多。新儒家所鼓吹的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其实就是着眼于此而不是着眼于国家关系。有人就认为，如果把东南亚华人经济、台湾经济和大陆港澳经济加起来，这个华人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华人世界“从总量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我不懂经济，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大的可信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很密切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而这种促进和发展在很大程度是在欧美传统经济学的统计视野之外的，甚至是以地下方式进行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以华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和东南亚走私网络，简直就是一个未经公开的，在国家管制之外的自由经济区。这种自由经济其实从郑成功时代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极端一点说，明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业文化或商业文明，就是一种蔑视国家威权的走私文化。这种文化迄今为止没有在其从业者心目中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他们有的只是一种超国界的牟利意识。最近的典型就是赖昌星。赖是五六百年来这种文化的产物。他背后不是几个走私犯子，而是一个蔓延到大洋深处无数海岛，甚至直到大洋彼岸的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这种网络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跨国集团。其业务不仅是一般商业，还包括偷运人口，甚至与贩毒也有关系。其运作特点是没有什么CEO之类的领导，没有成文的章程制度，而只是民间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长期形成的行规、义气、交情，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信誉。（顺便说一句，对走私的这个看法是从我的老朋友、史学家刘刚那里听来的，我只是略作引申发挥而已）
从文化上说，海外华人如果不信仰基督教，那么祖先崇拜或家族意识自然就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最大支柱，而这些东西都必须附丽于中国历史才有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在海外巡回演出，永远会受到华人的欢迎的缘故。这里需要略微澄清的一点是，华人喜欢中国文化，并不是他们厌烦了西方文化，想图新鲜。如果真厌烦了，他们可以回来。他们喜欢，其实就是要寻求个精神依托。真要回大陆来，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大陆人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