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民族面对的是一个彻底战败的、被占领的国家，接受的是纳粹政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累累暴行，承受的是精神空虚、麻木和物质巨大损失的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都在忍受着心灵的煎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他们积极地探讨罪责问题，虔诚地为德国的罪行进行忏悔，呼唤道德的重生。大力宣传政治民主思想，反思德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战后初期西占区德国民族的深刻反思，为促使联邦德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和树立正确二战史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60年代以后西德的进一步深层次的反思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果说有过一个国家曾大声疾呼清算过去，重新开始，那就是1945年的德国，面对纳粹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许多德国人都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情。

　　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德国的罪责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道德问题。战争不仅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使整个世界蒙受了无法形容的苦难，尤其是犹太人的遭遇，更是震惊了德国人民。盟国为强调全体德国人都应对纳粹暴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集中营的惨状进行了展览，强迫德国人参观集中营，帮助掩埋遇难者的尸体，并拍成电影资料在全国放映，以达到教育德国人民的目的。特别是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报刊、广播都详细报道了审判的情况，披露了许多纳粹罪行的细节，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了盟国首席起诉人的开幕词，随后还出版了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书籍。大量罪行的披露，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人民，它使德国人民看到了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当德国人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时他们不能不感到万分羞愧，他们也不得不深思：希特勒为什么会在德国上台？作为个人在纳粹暴政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当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重新建造德国？

　　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对罪责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发生将给德国人的灵魂带来必要的彻底新生的转变。” ⑴早在1945年8月，雅斯贝斯在一次演说中，就曾提醒德国人说；“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拉走时，我们没有上街；直到我们自己也遭到毁灭的时候我们才叫喊起来。我们宁愿脆弱地活下去，理由是我们的死帮助不了任何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活下去是有罪的，是于心有愧的”。⑵ 1946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罪责问题》一书。把罪行区分为以下几种：（1）刑事罪行；这要由法庭进行惩处；（2）政治罪行：要承担由征服者的武力和权力强加的赔偿义务；（3）道德罪行：这只是个人及其良心之间的问题，能引起忏悔，带来新生；（4）抽象罪行：由于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每个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特别是在他面前或在他了解的情况下所犯下的罪行，都应分担责任。雅斯贝斯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并接受这种责任带来的政治后果，应当承认和接受国外所提出的惩处、负责和赔偿的要求，每个人都应依其良心来独自反省。

　　在早期的德国人民的悔悟自新过程中，教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在希特勒上台之初，教会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是，随着希特勒独裁体制的全面确立，对纳粹体制进行的最积极、最有效、最一贯的反对却是来自教会。在天主教教会方面，一些宗教界人士或公开布道，捍卫旧约；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帮助他们逃脱盖世太保或集中营的魔爪。如福尔哈贝尔红衣主教、普赖辛格伯爵主教、加伦伯爵主教、格勒贝尔大主教，以及像“天主教行动会”领袖克劳森纳博士、哲学家特奥多尔·海克尔、赫尔曼·穆克曼和弗里德里希·穆克曼兄弟等天主教俗
界领袖等，他们“始终使天主教保持了反抗精神”。而在新教教会方面由马丁·尼默勒牧师、符腾堡主教武尔姆、迪特里希·邦赫费尔牧师和汉斯·克里斯蒂安·阿斯姆森牧师以及其他教俗两界领袖领导组成的“忏悔教会”，也对独裁政府的政治和宗教压迫进行了壮烈的抵抗。⑷ 尽管教会在第三帝国时曾同纳粹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这并未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1945年7月，柏林明认教会发表了《致牧师和教区书》，指出：“我国人民有90％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未作多大的反抗就让人剥夺了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基督教特征，这对于我们德国人民是一桩深为可耻的事实 ……我们必须远溯德国的思想史，以便说明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被引入歧途。长期以来的错误发展使我们在遇到诱惑的时候经不住考验”。10月，新成立的“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了斯图加特认罪书，公开宣告：“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⑸ 斯图加特认罪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宣告了每一个基督徒对纳粹体制在德国的建立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并要为此而赎罪。

　　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对罪责问题的讨论，使整个民族认识到：“个人必须对他在尽职中和执行命令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律的违反负个人责任”。⑹ 个人不能脱离于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们既然未能阻止暴行的发生，就必须为此而承担后果。1945年6月，汉诺威地区的一个基督教民主联盟发表了“ 团结德国人的号召”，提出：“民族社会主义把德国人民陷入到了下幸之中，这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还没有先例，它使德国人民在全世界蒙受了羞愧和耻辱，如果我们人民的大多数不屈从于利己主义，这将永远不会发生”。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民族进入到了深深的心灵探索中，重新认识了国家的作用和价值问题。

　　（二）在盟国实施审查制度后，开始了德国文化的“重建”。重建时期的德国文化面临着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对受纳粹毒害的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宣传政治民主思想、清算纳粹主义、反思德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帮助德国人民从道德和精神的废墟中解脱出来，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在最初获得批准出版的新闻刊物中；主要的有本诺·赖芬贝格在弗赖堡创办的《当代》、初创于俘虏营中的《呼声》和雅斯贝斯的《转变》，此外还有《法兰克福杂志》、《德意志展望》等。这些都是由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创办的，他们面对“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发出呐喊，呼唤人道主义的重生，试图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去复苏人性，摆脱法西斯主义。《呼声》宣称其宗旨正如它的副标题“来自年轻一代的独立作品”一样，要充当正在兴起的一代民主的德国人的喉舌，他们特别把启蒙人道主义看作为改造战后文化的一种养料。《转变》的宗旨则是要帮助德国人在已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里确定自己的方向，要使德国人在“沉思中发现自己”，改变无个性的德国人 使他们“由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而觉悟的、注意保护的自由的人的集体”。⑻《转变》还第一次向德国读者展现了波茨坦宣言以及纽伦堡审判材料等文献。

　　在文学领域，这时期流亡文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人们如饥似渴的阅读着流亡时期写成的德文书籍，如福伊希特万格的《假尼禄》，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安娜·希格斯的《过境》等。这些小说都鞭挞了纳粹政权，讴歌了人道主义。特别是托马斯·曼的作品更是震撼人的心灵，他的《浮士德博士》是认识和解释德国地狱之行的一次伟大尝试。他的另一部小说《绿蒂在魏玛》则借主人公歌德之口批判了普鲁士民族主义者的沙文主义偏见、自大狂和侵略性，他还对德国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认为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人把德意志民族推向了深渊，而且也因为这个国家自身的缺陷而共同酿成了民族的灾难。在国内，著名的则有赫尔曼·海塞和恩斯特维歇传，他们都号召实现精神和道德的复兴。维歇特认为，在纳粹统治的12年里，全体人民都受到了败坏和毒害，“在国会纵火案中付之一炬的不仅仅是一堆木石。在这火焰中付之一炬的是正义、真理和法律”。⑼ 他要求战后的一代要认识到德国的罪行，并要努力去洗刷整个民族所承受的耻辱。基督教文学则向人们展现了基督徒在纳粹专制统治下经受的考验，以及教会在各方冲击的动荡世界中表现出的坚贞不屈，对新的基督教意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如伊丽萨白·朗盖瑟的《无法磨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