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在20世纪发掘出土的简帛总数超过20万枚，所涉时代包括从战国到魏晋的各个历史时期。随着简帛研究的日渐拓展，一门新的学科——简帛学应运而生。

20世纪简帛学的发展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后，简帛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简帛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已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20世纪的简帛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简帛材料的利用已成为研究从战国到魏晋时期历史的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其影响具体表现在证史、补史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三个方面。

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简帛学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中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站在世纪之初的角度，从学术史和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来探讨简帛学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形成

简帛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汉景帝末年鲁共王为扩其宫殿而毁孔子宅，获得与当时不同文字的简牍，即所谓“古文”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书。这些简牍被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得到，孔安国将其中的《尚书》与当时流行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中不同之处。随后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又对这批简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数十车竹简，是我国古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西晋组织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荀勖、和峤、傅瓒等进行整理研究，共整理出包括《纪年》在内的各种古书75篇，计16种之多，这就是有名的《汲冢书》。

此后，古代简帛的发现还有多次。举其要者有：晋元康年间所得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南齐出土的楚简、北周发现的居延汉简、北宋政和年间发现的东汉永初二年的讨羌檄书等。

简帛出土与简帛研究几乎同步，孔安国就是所知最早的简帛学家。古代学者简帛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释文字，归纳篇目，并将其与当时的文献相互参照、校订，其成就与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古代简帛的出土是零星的、偶然的，其研究也仅限于释文与年代考证，不仅简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其整理研究也无持续性和规范性，因此，那时的简帛研究还不能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二十世纪简帛发现层出不穷，其总数超过二十万枚以上，分布地域广阔，牵涉到的历史时期从战国至魏晋。受近代学科分类与学术独立发展的影响，这一百年来简帛的发掘与研究是在一种科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出土简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愈益突出。关于这门学科的命名，学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称为简牍学，有的称为简帛学，有的称竹简帛书学，有的称为木简学。笔者以为还是用简帛学较为可取。首先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尽管帛书从数量上来说不能与简、牍相比拟，但帛书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学科名称上就应有所体现。其次，“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倾向，现代人也是如此。如居延简多为木质，但我们仍称其为居延汉简，而不称“居延汉牍”（参见林剑鸣《简牍概述》）。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完全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并称的一种书写材料。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似更简洁、明快。

简帛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帛学的形成。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后各约五十年。由于近代简帛的发现是与外国探险家的所谓“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期发现的简帛很多流往国外，简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马伯乐、孔拉第等。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对简牍发掘和整理，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从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开始，至1949年，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从事简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劳干、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黄文弼、陈般、夏鼐等。他们揭开了我国学者独立科学发掘、研究简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颇为丰富，内容涉及敦煌、居延、罗布淖尔和楼兰尼雅汉晋简牍。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与外敌入侵，整个学术环境十分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简帛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帛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出土简帛数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简帛也得到新的整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队伍与机构扩大，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十年里，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新一代学者成长壮大。台湾地区学者与国外学者也给予简帛学极大关注，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通过两个时期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勤奋努力，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帛发掘系统、科学。二十世纪的简帛发掘，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摈弃了“挖宝”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科学发掘。解放以后，各级文物部门对包括简帛在内的古代文物保护统筹安排，系统发掘，不仅有了科学的发掘报告，而且做到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考察与发掘。科学发掘无疑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前提。第二，简帛保护、整理方法科学、合理。科学家们研究掌握了一套针对不同质地的简帛而采取的不同脱水、复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学识、经验来释读简帛文字外，还利用远红外线技术来辅助释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简帛制度研究成绩斐然。简帛作为记载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无论在材料运用与书写方式、形式与称呼、编联长短、题记与符号等若干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规范。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揭开了其中的许多奥秘。第四，简帛整理著作硕果累累。二十世纪简帛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老的简帛整理著作不断得到修订，新出土的简帛整理著作又不断问世，出版周期缩短，科学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