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还应该注意到，关羽一生辗转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镇守荆州。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也给人们以漂零之感。这些都容易引起过着不安定生活人们的同情与共鸣。因此，关羽特别受到流落到他乡的游民、辗转四方的行商和漂流到海外的华侨的崇拜、成为他们的保护神。
综合这种种原因，可以看出关羽的历史以及宋代之前有关的传说就已经具备了被缺少安定生活的社会群体人们崇拜的因素。这样，就为江湖艺人把关羽塑造成为能够表达自己理想的英雄形象提供了素材与可能性。有悠久的传说和历史事实为基础，关羽这个形象一出现马上就各个阶层（包括一些主流社会的人们）的欢迎与尊敬（当然欢迎和尊敬的角度不同）。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关羽的故事自然易于引起他们的创作冲动，这个时期产生大量的有关关羽题材的戏剧作品。著名的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千里独行》《关云长大破蚩尤》等。这使得关羽的形象更丰满、更高大、更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三
通俗文艺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说三分”“三国戏”和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其他通俗艺术形式的作品的广泛传播，关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自然统治者也不免受到影响。鲁迅也说过，“士大夫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最高统治者则更是这样。据《宋史·礼志八》记载与“文圣”孔子相对的“武圣”是“昭烈武成王”姜太公，这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确立下来的。本来宋初被取消配享资格的关羽，由于声名日益高涨，到了宋真宗时期就恢复了配享的地位。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三年徽宗又从道教角度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此时被宋徽宗崇信的道教也不甘落后，在《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崇宁五年（1106）张天师请关羽神灵斩在解州作祟的蚩尤。这一神话更使得对关羽的名声大噪（这个神话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据小伟研究，它与宋代盐业密切相关，而盐业税在宋代税收中占重要地位））。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又加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再被封为“义勇武安王”。这时他还没有达到“圣人”的高位，然而与“武圣”姜太公也相去不远了，太公的配享者仅仅有“公”“侯”的头衔，独有关羽是“王”，与姜太公“平级”了。
我们从“义勇”这个封号也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的强调之点在哪里。宣和间，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徽宗皇帝深信道士能够帮助他摆脱危机，而道士又乞灵于关羽，因此皇帝就希望关羽发扬其“义”与“勇”，救宋朝于危亡（过了几年，南宋之初，有人就把《劝勇文》张贴在关羽庙中，鼓励人们不要惧怕金人，要勇于杀敌）。江湖艺人在塑造关羽这个形象时特别注重“义”的道德评价。当然，统治者强调的“义”，与游民眼中的“义”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义”本身是一个特别具有歧义、而且富于弹性的伦理概念。
南宋（北方是“金国”）时期，由于上有统治者的倡导、下有广大民众的认同。社会上对关羽的崇拜已经基本形成。元代忽必略的幕僚郝经在元定宗后元年（1249年，金国刚刚被蒙古所灭），所撰写的《汉义勇武安王庙碑》透露了这个消息。这篇文章说，关王“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起”，在中原地区，关庙林立，而且，每年的夏季五月十三日（传说为关羽生日）和秋季九月十三日，还有庙会大赛，极为热闹，从上到下，皆有参与，人们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接受了关羽。
在这种情势下，更助长了佛、道两教推动关羽崇拜。元世祖七年（1270），元帝用帝师帕克斯巴之言，把关羽当作每年二月十五日的“镇伏邪魔，护安国利”法事活动时的“监坛者”。这时要用“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着“汉关羽神轿”，在宫中游行（见《元史·祭祀志六》）。在这个有皇帝亲自参加的佛事活动中，除了佛菩萨以外，由人而神的，只有关羽一人参加。可见关羽在元统治者眼中的地位。
后世统治者不断地为关羽神的地位加码，被封赠的帽子越来越大，因为这本来也是惠而不费的事。在上位者的提倡，使得更多的人们深信关羽的镇邪驱魔、安国定邦作用，关羽的神性也似乎越来越灵。最后，在明末清初，关羽终于取代了姜太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武圣”，也变成了为全民所接受和崇拜的“关帝”。“关帝庙”遍及全国大小城镇农村，而且随着华侨的足迹遍布于全世界各地。
四
宋代与宋代以后，总的说来关羽的地位是不断提升的，对他的崇拜也是不断加强的，不过其中也有曲折，在明朝初年就有过一次跌落。《明会要·礼六》记载：
洪武三年（1370）六月，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天下神 ，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
这种连神仙也须循名责实的做法，似乎目的是精简仙班，对滥竽(所谓“溢美之称”)其间，要予以全面清理了。实际上并没有精简多少，可以说雷声大，雨点小吧。不过关羽倒是优先被降级处理的，他被恢复原来的封号和谥号，即汉所封的“寿亭侯”（应为“汉寿亭侯”）和蜀汉所谥之“壮缪侯”。为什么到了明初会发生这样一个大转变呢？史无明文，很难确切地作出解释。只好结合朱元璋的其他作为，及其一些想法做些推测。洪武二十一年，皇帝下诏“罢庙祭，去王号”，这种普遍扫荡“王号”的做法与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封王的政治实践恰恰成为鲜明对照，但是两者都是为了巩固政权服务的。朱元璋在明朝秩序稳定之后，感到舞枪弄棒对于社会的安全是个威胁，于是便革除了数百年来一直与“文圣”孔子同享祭祀的“武圣”姜太公，自然那些从祀历代的武将、名将（关羽也是其中之一）就没有了着落。朱元璋的借口是“文武一体”，实质上是重文轻武，这是宋代以后统治者的惯技。以“武”著称的历史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贬抑。
我们前面说过关羽崇拜与江湖艺人的创作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游民的思想与作风。朱元璋本身是游民出身，而且是典型的游民，所以他才被乞丐奉为“丐帮的祖师爷”。游民对朱元璋尊奉是有点趋炎附势之嫌的，因为朱元璋毫不买他们的账。在朱的眼中游民是百姓中的渣滓、社会的蠹虫的。这种人“村无恒产，市无铺面”，又“绝无本作行商”，只能做坏事（皆见《大诰》）。朱作了皇帝对这等人决不手软，多次予以严厉打击，并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朱元璋经历元末的社会大动荡，饥饿与动乱把大部分人都运动了起来。朱元璋本人也做过游方和尚，以求得一饱。他知道这些能够流动的人群的颠覆能量，因此，必须禁绝。可是从传统习惯来说，社会本来是允许一些人流动的，如和尚、道士、商人、学子以及一些在农村或城镇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人们。朱元璋连这些人也都使用各种手段，把他们控制起来，使其流动的范围缩小到最小范围之内，或者根本不许他们流动。例如和尚、道士也不许他们游方挂单，被固定在寺庙之中。读书士子，不许他们在寺庙借居（这是历朝历代都允许的）。商人流动要由基层政权组织开路条。对于那些胆敢擅自流动者或游手好闲者徒，人人皆可绑缚送官，官若不受，可直接送到京城，一路不许任何人阻拦。如果地方与宗族对于游民不问不管，不予打击，则要受到株连。
上面说过，关羽崇拜是与游民文化的兴起有一定关系的，关羽被生活中的不安定者视为保护神。当这些生活中的流动者受到如此严厉的限制和打击的时候，其保护神自然也就随之黯然失色。当然这只是明初最高统治者对关羽的态度，民间的关羽崇拜也还在发展，正如生活在明洪武中期以后的方孝孺所说：“穷荒远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见《海宁关帝庙碑记》）。明初关羽戏曲大量出现也是一个例证。另外，这种贬抑也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正德、嘉靖之间，对关羽的崇拜又有所升温。万历十年（1582）封关羽为协天大帝，万历二十二年应道士张通元之请，进关羽爵为帝，关羽庙为“英烈庙”。万历四十二年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掌管神鬼人三界了。这时，他已经成为道教中的重要的神祗了。
五
清代把关羽崇拜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这一方面是明代崇拜的继续；另一方面还带有少数民族的特点。还是在关外之时，满洲君臣对关羽的崇拜就不弱于关内的汉族族群。在他们定都盛京（今沈阳）后，就在皇宫后门地载门外为关羽建庙，并赐额联“义高千古”。后入关定都北京后，仍在皇宫后门地安门外为之建庙。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1652）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武圣”关羽在地位上、享受祭祀上、以及所能享受的各种待遇的规格上都是与孔子相等同了（雍正皇帝甚至亲自参与祭祀关羽）。朝廷倡导建立关帝庙，从此关帝庙遍及神州大地。
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经过数百年的酝酿逐渐发展来的，但是仔细想来仍然有些令人不解。用封建时代的标准看，称姜子牙为“武圣”还合情合理，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功成名就的大军统帅，并打胜了一场在当时人们看来是正义的战争。他还是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是周代的开国功臣。传说他又著有关于谋略的书籍——《六韬》。而以关羽这位兵败被杀、事业不成、而又没有其他功业的普通武将来替代姜子牙这位统帅总是使人感到不当。然而事情毕竟这样发展了，而且广大平民百姓也都接受了。应该看到统治者的意志和他们的宣传与教化的力量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满清统治者这样做也是有他的理由的。还是在满人入关以前，顺治皇帝就引“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与蒙古可汗结为义兄义弟，自称“刘先主”，称蒙古可汗为“二弟”，并和蒙古相约：要结成名为君臣，实则兄弟的亲密的关系，以对付强大的明朝（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当时顺治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这个说法肯定是他的谋臣为之策划的。然而这种做法，无论是从文化心理还是从年龄心理上来看，顺治小皇帝都是容易接受的。
满人入关取得了全国的统治地位后，对于胜利的轻易取得，感到有些意外。他们觉得自己以少胜多，是受到了关老爷的护佑的（因为初入关的满洲将领，在行军打仗多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吸取灵感）。于是他们更加崇拜关羽，把关帝庙推向全国各地，并在宫中设立关羽神位，岁时祭祀。清统治者还编造了一些神话故事以神化关羽和自己。
从宋代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的人们更易于接受对关羽的神化与崇拜。金、元、清统治者与宋、明统治者相比较，他们的崇拜热情更高一些。我想，这除了说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热情普遍较汉族高一些之外，还由于统治的需要。满洲人要在汉族居住地区以少数人的族群统治多数人的族群，必须要接受多数人族群的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的汉文化博大精深，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要全面掌握“经史子集”，吸取其统治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于是他们找了个捷径，就是通过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掌握军事经验和统治经验。魏源在《圣武记·武事余记》中记载，清朝建立后，统治者就命令把《三国志通俗演义》翻译成为满文，与《通鉴》《孟子》定为“官书”，用作教育满洲贵族掌握汉文化的教材。因而，有清一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八旗兵丁大多爱读《三国志通俗演义》。乾隆之间，由庄恪亲王主持编纂了连台本大戏《鼎峙春秋》，演出三国故事，也让宫中后妃受些三国故事的教育。这个戏常常在宫中演出。当有关老爷出场时，即使是帝王后妃也要站起身来走一走，以表示对关老爷的崇敬。在帝王的带动下，在清代对关羽的崇拜达到最高峰。这是由游民崇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例子。
当然，应该看到对关羽崇拜的认真与真诚恐怕还是结为秘密团体的游民和加入了江湖行帮的各种艺人。这一点，我们从过去戏剧演员在演出关公戏时的虔诚与礼敬，以及为此所设立的种种禁忌就可以看出一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