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功罪，待有后人说”。柏杨先生揭起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最痛的伤疤，他更想用一种个人的观点来激发中国人爱国的情操和历史使命感。结合了正史和野史趣闻，对某些历史史实进行演义，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个看过地狱的人讲历史，跟学者在书斋里的讲史自然不同，对个人生存的高度重视，使他对以往的统治者充满了蔑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帝王将相不过是人渣和酒囊饭袋而已，是心智可笑可怜亦极可恨的罪人。书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子：“石勒从他母亲身旁被捕去时，只二十一岁，千年以后我们仍可听到那衣不蔽体的老妇人绝望的哭声，她没有地方申诉，因为犯罪的就是合法的朝廷。”这种平民化的人性史观，使他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往往流于随意，比如说杨广、完颜亮等人患有“大头症”，这类解读近乎市井理性；或者以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古人，比如说，“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明才能，但他缺欠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同样写历史人物，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我们现在也能常见的中国人，柏杨笔下的项羽则让我们高高在上地以为西楚霸王“低能”。这样说，当然是对前贤的苛求。因为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历史，柏杨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便、一种参照。何况柏杨的中国史是这样明快可读，他总结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人牢记，那些历史轮回的人物事件，如果今人蹈其覆辙，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诚使“后人复哀”也。生生不息的历史，智能与知识日积月累的历史，发展与变化着的历史，使我们得以继承以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以此来面对当前的生活，应付未来新的挑战。同时，对自己历史的认同与守护，更是每一个民族保持自尊心、自信心的前提。失去与自己历史联系的民族，忘记或背叛了自己历史的民族，必将沦为一个心灵飘泊的精神放逐者，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这种无根的痛苦是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正如柏杨所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缺乏基础性的通盘了解，既是知性，也是感性上的一项缺陷。也就是人格养成上的遗憾。有一个说法：最后能创造出一番事业的人，往往来自乡下，又永不忘家乡的人，而不是最后迷失在城市五色霓虹灯下的人。这话的道理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来历，才会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读历史的意义在此。”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同于以往我所读过的任何一部通史类著作。无论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还是其它历史学家，和这些灿若星辰的大家学者相比，柏杨所著只是多了一个“人”字，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但就是这一点不同，凸显了《中国人史纲》的鲜明个性，造就了它所具有的任何一部通史都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这正是民间的历史解读方式。正如《三国》、《水浒》一类书中民间一直在施行自己对历史、人生的裁决一样，《中国人史纲》也融进了柏杨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评判，守护着历史的良知、正义，守卫着对历史的信仰，用历史规定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是一部非个人化的、“人性化”的中国史。这种对历史叙述之庄严虔诚，对历史人物的爱恨悲悯，安慰了在罪苦里跋涉的芸芸众生。
每一代人都期待新的历史叙述，这种解读方式无疑更能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所说：“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面对亘古无际的历史，你是否会生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种历史情感与历史意识呢?其实，这深沉厚重的历史情感与历史意识，正是人性之本质的一个突出方面。我们可以说，试图对个体生命的这种时间空间有限性困境作出超越与突破的不懈努力，构成了对人类历史叙述与解读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因。每一个个体的人，尽管他的个体生命是短暂无常的，生存空间是局促狭小的，但却可以通过历史这个浓缩着人类以往时代丰富智慧与思想的巨大宝藏，去认识、去感受、去体验遥远时代遥远地域里人类历史的无限恒久性与丰富性……正如《中国人史纲》所做的那样，平民化的历史解读并不是为了重新定义历史的叙述方式，而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文化路标——置身历史的路标总是指向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