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诗人易顺鼎的山水诗创作成绩斐然，称盛当时。其山水诗内容丰富，既多方面展示自然山水的客观之美，又寄寓诗人的主观情志；风格、体制、语言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易顺鼎山水诗表现内容之丰富，艺术手法之多样化，为他人所罕见，易氏实为山水诗大家。

　　[关键词]易顺鼎；山水诗；审美型；寄托型；多样化

　　Abstract：Yi Shunding is a high achiever of landscape poetic creation in modern China. His landscape poems are rich in content，not only depicting the beauty of nature from different angles，but also expressing his subjective emotions. In addition，his creation is diverse in style，form，language，etc. In a word，he surpassed his contemporaries with his rich content and diversified artistic expressions，which help to establish him as a master among landscape poets.

　　Key words：Yi Shunding；landscape poems；aesthetic；emotional；diversify
　　
　　一
　　
　　易顺鼎(1858—1920年)，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今汉寿)人，近代著名诗人。少时被视为“神童”，成年后却屡困场屋，五应会试均报罢，无奈以捐官身份步入官场，亦仕进艰难。甲午战争爆发，他几次舍生渡海，欲保台湾，终无功而返。此后近20年，他先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任职。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一度供职于袁世凯政府，每日流连于戏馆歌楼，与友人诗酒唱和，1920年病逝。
　　易顺鼎是近代中晚唐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其诗风格多样，并非尽法中晚唐；其论诗亦重独创，尝言：“盖尘羹土饭、人云亦云之语，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何必千手雷同、图费纸墨乎?”(《琴志楼摘句诗话》)对代表作《四魂集》，易因“自信此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而与“极口毁之”的王闿运、樊增祥两位诗友争辩，且颇以自己“用意皆新，似亦未经人道过”(《琴志楼摘句诗话》)的诗句得意。此外，用典精切、属对工巧、设色奇丽也是易氏重要的诗学主张。
　　易顺鼎“平生作诗万余首，刊诗集七十二卷”(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约30部，但多已散佚，今存易诗不足三千首(《琴志楼诗集》前言)，其中所占比重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山水纪游之作。他自称“生平所为诗不下数千首，盖行役游览之作居其大半，而山水诗尤多”(《琴志楼诗集》附录二)，今存易诗中山水之作几近三分之一。易顺鼎一生所行不止万里，幼时即随父远行，青年时代又辗转奔波于京师、父亲不断变换的任所与自己任职地之间，几乎无一年不出行。除东北与西北地区外，神州各地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且其“生平好游山水”(《琴志楼诗集》附录二)，故每到一地必登名山，临胜水，于山水之间讴歌吟唱，留下了大量的山水佳作。易氏山水诗创作可分为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所作与50岁左右于广东任职期间所作前后两期，以前期为多。山水诗集除《琴志楼游山诗集》外，还有《蜀船诗录》、《林屋诗录》、《庐余集·岭南集》、《岭南集补遗》、《甬东集》等集；《丁戊之间行卷》、《吴蓬诗录》、《樊山沌水诗录》、《巴山集》、《广州集》中也有数量可观的山水诗，其他诗集中亦有山水诗零星分布。
　　
　　二
　　
　　易顺鼎生长于太平天国运动至民国初建的近代中国，民族的危亡、社会的动荡时时冲击诗人心灵，在其创作中留下印记。因此，易氏山水诗一方面继承古典山水诗的传统，描摹水光山色以表现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又自觉采用龚自珍所开创的近代山水诗范式[1]，在山水中寄寓诗人的政治情怀及其他�┣橹尽＊�
　　(一)寄托型山水诗
　　以山水寄寓个人情怀，写“有我之境”，是易顺鼎山水诗的主要范式。在《庐山诗录自记》中，易顺鼎称“饱历世变及忧患危苦，悉以身世之故，寄托于山水之间”，“陈君伯严以魏默深山水诗比之，谓能独开一派。不知魏诗皆在山水之内，而余诗尚有在山水外者”(《琴志楼诗集》附录)。忧国伤时、羁旅思乡、怀古情思与隐逸情怀等在其山水诗中时有展现。这些作品“趋重性灵”(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在模山范水中寄寓情志，可称为“寄托型”山水诗。
　　1.政治情怀
　　易顺鼎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易佩绅爱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对他影响很深。面对日益凋敝的河山，他青少年时代就立下“抚剑望神州，誓扫海氛恶”(《琴志楼诗集》卷4)(注：参见易顺鼎著，王飚校点，《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所引诗作出处同此书者，只注明卷数。)的抱负，入京会试途中留下的山水之作多贯注了政治激情。作于光绪九年(1883年)的《渡滹沱作》(卷4)写道：
　　惊沙上下如奔梭，马前已是滹沱河。明明白日忽走匿，暗暗黄云相荡摩……平生游踪忽枨触，到此奇气难销磨。汉家中兴惨澹处，尚思跃马横琱戈。英雄成功信有数，天意启圣知无他。男儿报国身手在，神州入望疮痍多。安能瑟缩短檠底，笺释恶池与亚驼。
　　滹沱河奇险之境激荡起诗人胸中难以消磨的英雄“奇气”，虽然为施展生平抱负漂浮不定，饱尝羁旅之苦，但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七尺男儿怎能袖手瑟缩?作品抒写了诗人不计成败、不畏险恶、勇往直前、热血报国的豪迈情怀。光绪二年(1876年)所作的长篇歌行《渡黄河作歌》(卷1)则表现了他对时局民生的热切关注。诗歌驱遣青虬、翠螭、嫦娥等神话形象，写在“雪花乱打篷窗粗”的恶劣环境所历惊险之境，天宫龙宫并驰笔端，空间阔大，气魄宏伟，充满奇幻色彩；篇末诗人想象“倒骑麒麟谒玉皇”之情境：
　　狂生伏地呼不起，愿贡微诚达天耳。年来大河南北水患何频仍，饥无食而寒无衣者，孰非我皇覆载生成之赤子。胡为法宫高拱置若罔见且罔闻，坐令白叟黄童辗转流离沟壑死……更生千百循良佐圣朝，殷勤抚字苏疮痏。
　　面对惨状万端的黎民，青年诗人既痛心于在位者对人民惨状不闻不问，更痛心于无救民于水火的循良辅佐朝廷。对不答诗人质问却“笑谓先生且休矣，何事干卿乃如此”的“玉皇”，诗人愤慨异常，于结尾发出沉痛呼告，表达了对民众的深切同情与对在位者的愤恨。诗篇寓时事民情于山水及想象世界，黄河苍茫无垠、险象环生的实景与天上神仙、海中龙宫的虚境彼此交融，自然景象的险恶与现实社会的黑暗互相映衬，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景浑然合一、意象生动、境界阔大，既有李白歌行体之遗风，又颇得杜诗忧民情怀之神髓。
　　值得注意的是，易顺鼎这些满怀政治激情、热切关注民生的诗作大多作于青壮年时期，其时诗人虽然科考屡次落第、仕进颇多周折，但救国豪气尚存。奋力保台失败后，易顺鼎渐渐心灰意冷，此前激昂的报国热情为救国无望的悲痛所取代，“江湖载酒十年游，销尽雄心不自由”(《由沙市至荆州城外作》卷12)正是诗人后半生心境的写照。
　　2.羁旅思情
　　为实现济世安民的抱负，易顺鼎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他常年鞍马劳顿，混迹于山水之间，因而表现漂泊行役之苦的佳作甚多，如《黄牛庙前遇雪》、《淮浦夜泊》、《和答程六》等。这些作品善于将诗人的主观之情融于客观之境，以景衬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淮浦夜泊》(卷9)：
　　夜船吹笛水东流，节近黄梅更可愁。千里淮天篷背雨，一星吴火驿边楼。风花三月连扬子，烟草孤帆宿楚州。此景但教图画看，少年还白几分头。
　　诗写作者黄梅时节于千里雨丝中对一星灯火、孤帆独宿之境，以夜半笛声、黄梅之雨及茫茫淮天、一星吴火等景象烘托渲染游子无边无际的羁旅愁思，读之令人动容。
　　“万里辞家只一身，故山魂梦总酸辛”(《将渡黄河即事书怀》卷10)，在山水中寄寓思乡之情，贯穿易顺鼎创作的始终。《华容渡湖》、《南山》、《立冬日沙洋夜泊》等皆为佳作。如《华容渡湖》(卷9)：
　　故国东向路漫漫，楚客扁舟泛木兰。春水方生宜速去，好山如画独来看。离人望远伤心目，旅雁思归惜羽翰。回首故国三百里，不知青隔几烟峦。
　　面对融融春水、如画好山，诗人因独在异乡、归思难禁而无心赏玩。此诗以春日之美景反衬故园愁思，“以乐景写哀”，其情愈切；颈联与柳永“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八声甘州》)之词异曲同工。但易氏更多的思乡之作是情景合一的，即哀情哀景，水乳交融。《魂南集》之《十叠渝关唱和韵四首》(其一)(卷10)堪称典型，诗云：
　　去国离乡意若何，扁舟散发弄沧波。零丁洋远家何在，思子台高泪痕多。清浅东溟重对此，凄凉南斗独看他。天风海水真无赖，唤起蛟龙与和歌。
　　诗作于渡海保台途中，其时诗人尚居母丧，国难家难并交于心，沉痛之情可想而知；更兼于天风海水之中扁舟远渡，凄凉之状流于字里行间。作品在国难的大背景下展现思乡之情，愈见沉痛。
　　3.隐逸情怀
　　山水与隐逸自古就有不解之缘，青年时代的易顺鼎诸多作品表达了他对山林园泉的企慕向往之情，《峡中舟望》、《游峡州三游洞》等是此期代表作。《峡中舟望》(卷5)云：
　　矫首青霞思不群，船窗终日对氤氲。崖间乱蕊红如叶，树里空烟白似云。峭壁倚江连复断，飞泉争道合还分。看山若得移家住，清绝猿声亦愿闻。
　　诗作展现了舟行峡中所见之景：山上超逸之青霞、山间氤氲之白雾、崖间红蕊绿树与飞溅泉流交织成一幅色彩明丽、空濛飘逸的立体画面，对此美景，诗人不禁产生移家其间的想法。全诗视听结合，动静相衬，色彩明丽，饶有画境之美。
　　青年易顺鼎虽企慕山林但并无真正归隐之意，其时诗人满怀凌云壮志，正欲施展才华为国效力，因此“湘山尚有移家约，招隐年年愧未能”(《湘真姊全家春日游榕山图》卷2)。然而5次会试报罢，所捐之官亦难有作为，积极入世的雄心一点点被消磨掉。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于庐山筑琴志楼，自号“活死人”，制楹联云：“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种兰千本，种梅百本，弹琴读易可终身。”作于此前的《将归庐山歌》(卷9)充分展示了仕途失意时诗人的心境：
　　吁嗟乎!人生不能游遍五岳非奇福，安用牛腰载诗添旧束。人生不能读破万卷非奇才，安用凤尾画诺标新裁……已愁漂泊损朱颜，复恐蹉跎成白首。不如诛茅匡庐五老之峰顶，采药石梁三叠之泉边。闭户著书乐复乐，遗世独立仙乎仙。时人可望不可即，惟见香炉腾紫烟……
　　诗歌纵横捭阖，气势飞动，多处化用李白诗句，更具李白歌行神韵，归隐之意流于字里行间。但是，诗人此时所谓“归隐”，乃是在仕途失意时的牢骚之言，甲午海战后他重又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即可说明其济世之心并未死去，只是没有施展的机会。然而拼死保台的失败与此后十余年无足轻重的地方官生涯，让易顺鼎的政治热情彻底熄灭。写于57岁时的《入劳山至柳树台作》(卷19)在描绘山中美景后，发出“坐对神州成袖手，英雄惟合老烟霞”的慨叹。暮年的诗人再也没有往日的政治激情，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也不再关心，虽身在官场，不过是为稻粱计，这也正是晚年易顺鼎整日留恋于歌楼戏馆、沉湎于诗酒歌戏的深层思想原因。山水诗中的归隐思想由“企慕”到“不得已”到“自觉”的变化过程体现了易顺鼎一生政治思想变化的轨迹。
　　4.怀古幽情
　　易顺鼎的山水诗中还有大量怀古之作，即在山水景物中融入思古幽情，追慕古贤与风云人物，评论历史事件，寄寓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思考。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加入，既赋予山水景物浓厚的文化意韵，又扩大诗歌表现的时空范围，使诗境恢弘阔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此类作品有《燕赵道中作》、《虎丘》、《钱塘杂感》、《登香炉峰作》与《宿冲虚观》等。如《燕赵道中作》(卷4)：
　　虎踞龙盘一太行，千年倦眼阅沧桑。云连绝塞无边紫，日照浑河分外黄。不见漆身酬智伯，空闻金骨市昭王。残衫破帽休相笑，添得幽并气莽苍。
　　诗写太行山脉在云气与日照的辉映下屈曲雄浑之景，首联即点明千年太行阅尽人世沧桑的意旨。颈联怀古，举战国智伯客豫让漆身吞炭为智伯报仇与燕昭王千金买马骨以纳贤良之史事，说明历史风流人物已烟消云散，只有太行山幽并苍莽之气依旧如故。全诗将太行山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在历史的追忆中抒发人事短暂、自然山水常存的感慨。《登香炉峰作》(卷7)在香炉峰云雾氤氲、瀑布飞泻的情境中怀想李白、白居易，借思古幽情升华香炉之美；《虎丘》(卷4)因眼前古迹引发诗人对吴越争霸与真娘、紫玉等的缅怀，表达他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