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注：关于柳世隆善弹琴，《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曾“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柳世隆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且善弹琴等才艺，“风韵清远”，已具备了士族名士的基本素质。柳世隆如此，对其家族文化影响甚深，《南齐书》卷二四史论云：“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南史》卷三八史论亦云：“世隆文武器业，殆人望也，诸子门素所传，俱云克构。”对柳氏家族发展史而言，柳世隆雅化之意义可与柳元景之影响相提并论，也是其家族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齐梁之世，柳世隆诸子多具有文学艺术才能。其长子柳悦，“少有清致”，文采未显。次子柳惔，《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惔)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史载其“尝预齐武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风韵清爽，亦属文遒丽。’”他与梁武帝也有诗文往还，“惔著《仁政传》及诸诗赋，粗有辞义”。柳惔绍续其家风，“性爱音乐”。
柳惔弟柳恽文学艺术才能更为突出。《梁书》本传载其“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关于其文学修养，《梁书》本传载：
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萧齐世，柳恽以诗才得到王融称赞；入梁，又以此深得梁武帝赞赏，可见其文才之突出。在艺术上，柳恽最擅长者当首推音乐，这是其家学传统：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悦：“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
又，《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恽传》亦载：“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筯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可见柳恽不仅善弹琴，而且精通音律。此外，《南史》本传载其善于投壶：“齐竟陵王尝宿宴，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他又能射，“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柳恽又“善弈棋”，梁武帝也有此好，“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他又继承乃父善卜之业，著《卜杖龟经》，又“性好医术，尽其精妙”。梁武帝曾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柳恽多才多艺，其修养、气质与才能完全名士化(注：在《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论中，姚思廉以柳恽“多才艺称”，与其他士族才俊一并视为“梁室名士”。)。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而言，柳世隆父子之所以能才艺显名，主要在于其家族教育。当时士族社会极重“家教”，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齐梁时期，柳世隆一房已形成了以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家学”与“家教”传统，才俊辈出。
此后，隋朝南士北徙，柳氏精英成为南朝文化之代表，如柳，《隋书》卷五八《柳传》载其为柳惔孙，“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后梁废后入隋，为晋王杨广谘议参军，以文学倍受重视：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为序，词甚典丽。初，为庾信体，及见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新侍，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 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俳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侪辈莫与为比。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隋炀帝招引江左文士，柳则“为之冠”，对江左文学艺术的北传影响很大。
从“家学”的角度看，柳氏也重视经史学术与玄理的积累。如柳世隆子柳憕，“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柳恽少子柳偃，颇为梁武帝喜爱，“年十二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惔孙柳洋，仕于后梁，“少有文学，以礼度自拘，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即便是居于襄阳的柳氏才俊，萧梁以降也趋于文士化，如柳霞，自幼“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子柳靖，“少方雅，博览坟籍”，入隋后，“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周书》卷四二《柳霞传》)。可见柳氏后辈之学术修养的进步。及至唐代，柳冲“博学，尤明世族”(《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柳冲传》)，成为唐朝中期最重要的谱牒学者。不过，总体而言，柳氏在经史学术上的成就比之文学艺术略有逊色。
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和其门风的不断雅化，其家族门望也不断提升，逐渐实现由权势之家向清雅门第的转变。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其一，就柳氏人物交际活动看，柳元景在宋孝武、前废帝时，虽然位列三公，“荷恩宠遇”，但其交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寒门勋贵的圈子，《宋书》本传载其与颜师伯等“常相驱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也载：
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徹侍褰裳从之，庆之乃与相对为欢。
沈庆之虽同为寒门武将，但对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的炫耀车服的行为不满。高门士族对这种暴发户作风自然更是嗤之以鼻（注：《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宋孝武帝喜谐谑，“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 所谓“北人”，是当时士族门第轻视晚渡北来人物的称谓，只是孝武帝没有直接羞辱柳元景为“老伧”，但轻视之意是相同的，显然将其排除在士族门第之外。又，《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载琅邪名士王瓒之不趋权贵，“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为宦“未尝诣一权贵”，被誉为“朝隐”，对柳元景之类的武人更是不屑一顾。）。
宋齐之际，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进入名士阶层的交际圈子，如柳世隆，宋末“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其清谈、弹琴等才学正是其与名士交往之手段。世隆与名士领袖王俭、褚渊等交往也颇为密切，据《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王俭称其二子柳悦、柳惔：
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遣谓世隆曰：“贤子俱有盛才，一日见顾，今故报礼。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窥人。”
王俭作为萧齐士族社会之领袖人物，如此称赏柳惔兄弟，正说明士族社会对柳氏的态度。又，“仆射张稷与惔狎密”，柳惔性好音乐，然其妻嫉妒，“女伎精丽，略不敢视”，唯张稷拜访，其妻才允许女伎演奏，以致“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柳恽在齐梁时期频繁参与萧子良、萧衍组织的名士活动，他“与谢瀹邻居，深见友爱，瀹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又载其“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柳憕在梁代“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注：以上皆见《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诸人传。)。谢举曾引见柳霞，甚嘉之，对人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周书》卷四二《柳霞传》)。齐、梁之间，一流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吴姓名门张氏、陆氏等代表人物皆与柳氏子弟交往密切，称誉有加，而柳氏人物则以玄化名士之态度应对，颇为风雅。柳氏人物交际圈的改变，说明他们已为传统士族社会所接受。
其二，萧梁以降，柳氏与皇族通婚，也体现了其门望的提高。如柳偃，梁武帝下诏命令其娶长城公主；其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其女则嫁予陈宣帝为皇后。柳惔孙柳裘，也尚梁公主，为驸马都尉(注：见《隋书》卷三八《柳裘传》。至于柳裘所尚为哪位公主，则无详载。)。柳氏成为梁、陈皇族国婚的对象。士族社会尤重婚姻，柳氏之婚姻正从侧面说明其家族清望的提高。
其三，在仕宦方面，柳氏显支也与高门士族的地位相当，《南史·柳元景传》载柳世隆子柳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恽、第四兄憕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后梁时期，柳氏人物柳洋、柳信言和柳庄等分别以“民望”、“文章”和“政事”显名(注：③见《周书》卷四八《萧詧传》的相关记载。)，成为萧氏后梁政权的支柱。这与刘宋时期柳氏暴发而起的情况完全不同，依靠的是其清流雅望。综合上述，齐、梁以降，河东柳氏“东眷”在文化上已不断雅化，在门望上则实现了士族化。
三、余论：由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考察了士族形成、升降的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指出在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士族社会依然重视“当代轩冕”，而并非一味依赖“冢中枯骨”，这就决定了门阀士族社会必然存在着不断升降的变化。这种士族门第的升降变化，直到南朝时期依然在进行，唐代柳芳论江左士族称“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唐先生据此指出，兰陵萧氏本为寒门，“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芳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在南朝，出生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有萧氏一家而已”[3]。在此基础上，唐先生概括指出：
……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晋，因而只有在魏晋时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西晋人谴责中正品第高下据当时权势而定，中正所据的“门资”实际上即当时的官爵。东晋南朝中正品第业已固定，沈约指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若干家族属于“门地二品”，即按照门地理应二品，当前官爵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和中正定品的关系并不像西晋那样重要。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我们在上面举出谢、庾、褚、萧四族为例，说明这些家族在东晋南朝成为第一流高门是和权重位尊(萧氏更是皇室)有关的[3]。
依照唐先生的考论，东晋南朝士族社会依然存在着通过现实的权势地位和联姻皇族等渠道晋升门第的情况，虽然南朝寒门军功阶层最终获得与王、
谢齐名的高门甲族只有兰陵萧氏一家，但其他寒门军功人物在社会地位上升后，则普遍寻求其家族门第的士族化。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东晋时期陈郡谢氏、颍川鄢陵庾氏、颍川阳翟褚氏，还是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他们之所以能够适时地成为第一流高门，除了各种权势地位的影响外，还与其家族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士族社会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其家族文化，即所谓家学门风。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4]。
陈先生以为决定士族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在于“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
南朝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不断出现寒门人物以其勋业获得军政方面的实际权位，并以此挤压高门士族。不过，这些勋贵尽管取得了军政实权，但他们在文化上则缺乏士族社会“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的优势，反过来必然被这种士族文化所征服。检阅南朝时期的相关史籍，不难看到许多在当时改易朝代中崛起的寒门勋贵子弟很快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习尚，从而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明显的成就多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显示“才情”的方面，而在经史学术上则相对逊色。这方面，河东柳氏可谓一典型。当时，与柳氏情况相似的新起文学艺术世家，齐、梁以降著名者如兰陵萧氏、彭城刘氏、彭城到氏等都是如此。兰陵萧子恪一支为萧齐皇族之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载：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兰陵萧氏其他宗支特别是萧梁皇族子孙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赫。
彭城刘氏安上里一支晋宋之时本尚武，其代表人物为刘勔，入齐，其子刘绘等已以文才显名，及至梁代，其子弟无不尚文，《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载：
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
可以说，彭城刘氏成为萧梁最显赫的文学世家之一。彭城到氏，晋宋之际，到彦之因尚武暴发，宋、齐之际，其家族门风趋于雅化，其代表人物是到撝，《南齐书》卷三七《到撝传》载：“撝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及至梁朝，到氏名士辈出，在文学才艺诸方面表现突出，其中到沆、到溉、到洽三人最为知名，他们兼涉玄、佛与儒学，尤其文学艺术见长，以致梁武帝称许“诸到可谓才子”，当时文士领袖任昉则对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彭城到氏与河东柳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的转型；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积累尚浅，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不仅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会出现反复。齐、梁时期，柳氏门风之雅化渐达高潮，与柳世隆一支积极推进士族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庆远一房则比较固执地坚持其家族尚武之风。如柳庆远子柳津，《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津传》载其“虽乏风素，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所谓“劝其聚书”，目的在于促进其门风之雅化，而柳津则表现出对文化的轻视。柳津子柳敬礼，《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敬礼传》载其“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柳庆远父子皆尚武轻文，与柳世隆父子在齐梁时期努力雅化的情况明显不同(注：韩树峰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柳氏在梁代出现了文武分途的情况，即柳世隆一支趋文，而柳庆远则尚武。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居于建康，仕宦已“中央化”；而后者则长期居于襄阳旧里，任职地方，因而不必舍弃擅长的武功，向文化士族转化，从而继续保持其浓厚的将门色彩。“要之，中央化与地方化的不同发展趋势，是河东柳氏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这一论述颇为深刻。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晚起的权势家族，柳氏各房支的士族化进程是不可能等齐划一的，其过程必然迟速有别。其实，襄阳地区的柳氏宗族也在致力文雅化，如前文所述柳霞的情况便可说明。后梁时期，柳氏襄阳旧里宗族显支的士族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完成了。其后，他们陆续入周、入隋，并奠定了这一家族在隋唐时代成为关中一流门望的基础。而在南齐、梁时期获得殊誉的柳氏显支在梁、陈之际的社会变乱中遭受重创，对隋唐时期其宗族地位升降的影响似不如其襄阳地方房支突出。)。不仅如此，即便是柳世隆之后人，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其个别人物也难免会出现“返祖”现象，表现出粗鄙的本色。如陈朝时期，柳恽孙柳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于家”。柳氏如此，其他寒门勋贵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南朝新起勋贵与传统文化高门世族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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