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唐日本僧人灵仙，是参与汉译佛典的唯一的日本僧人，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此博学的一位高僧，却没有人为其树碑立传，成为千古之谜，需要后人作进一步的考证。

　　关键词：日本；遣唐使(僧)；灵仙大师
　　
　　灵仙，生卒年代不详。留传于世的有关灵仙的资料极为稀少，据现有的零星史料看，他是参与汉译佛典的唯一的日本僧人，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我对灵仙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灵仙本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作为一代高僧的灵仙，为何没有像空海、最澄等人那样，学成后归国，传播佛教成为一代宗师，而是离开长安，进住五台山?具有爱国赤子之心的灵仙，为何不亲自回日本而是托人将新经舍利等物转送天皇。从而造成了天皇转赐的百两黄金失踪之谜，黄金究竟落入谁人之手?灵仙在五台山而亡，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真的像圆仁所记载的那样是被毒杀的吗?如此博学的一位高僧，却没有人为其树碑立传，这固然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增添了许多困难，但就灵仙本人在当时的影响来看，绝不亚于空海等人，这种没有文字传世的情况正常吗?本文无力解开这众多的千古之谜，只是想做一些有益的研究，算是抛砖引玉吧。
　　灵仙人唐前的情况，不像其他日本高僧，从出生到成长有很详细的记载。关于灵仙在日本的事迹，在源信僧都所著《一乘要诀·卷下》中略有提及。由于这是唯一的一条史料，现转引如下(原文见《大正藏·74》)：
　　“若言法尔无漏种子无经说者。云何心地观经第四卷。佛说言因三善根及以信等。增长无漏法尔种子。能起无漏法尔三昧神通。答。彼经笔受灵仙法师。本住当朝兴福寺。习学法相宗，乘彼本习。润色经文。自谓无谬如青谓黄。若彼梵文正如此者。天竺诸师。何言无文谬。护法论师。何不引之。或复真如所缘种子，名为法尔了。”
　　《一乘要诀》是源信僧都用问答体的形式写成的有关佛经教义的文章，在谈及“法尔无漏种子无经说”这一佛教问题时，以灵仙作为例子，加以论述，说灵仙在学习法相宗时，经常修改经文，并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实际上是把青的说成黄的了。如果经文像灵仙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印度大师的话，还有哪一句是没有错误的呢?很显然，源信僧都大师，对灵仙大师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对灵仙是否定的。其否定的依据就是“自谓无谬”、“如青谓黄”。如果把这段史料反过来看，不难发现，灵仙大师确实是一位才高八斗之人。能够在阅读佛经时发现问题，并对其进行修改，其智慧必有过人之处，也就是说，灵仙要具备如下素质：通晓经文，精通汉文，掌握梵文。事实证明，入唐后的灵仙参与了大唐的译经事业，他确实具有这些别人所没有的素质，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高的人难免气傲，招致别人的批评乃至于嫉妒，也是情理中事。
　　透过以上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灵仙是奈良兴福寺和尚；第二，入唐前灵仙学习的是法相宗；第三，灵仙是才华横溢之人，这一点为其入唐后作为参与大唐译经事业的唯一外国僧人埋下了伏笔。
　　灵仙入唐的时间，《灵仙三藏行历考》载为“延历二十二年为遣唐留学僧入唐。”接着推测说：“人唐恐系延历二十三年与传教、空海同时。”这是关于灵仙人唐时间的唯一一则史料。但据木宫泰彦氏研究：“桓武朝的遣唐使于延历二十二年(803)四月十六日从难波津出发，不久船就因暴风雨而破损，溺死明经请益大学助教授丰村宗长以下多人。船经修理后，于次年七月六日，又从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又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飘流三十四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副使石川道益的第二舶到达明州。第三舶于七月四日从松浦郡庇良岛出发，忽遇南风而飘流，判官三栋今嗣脱身登岸，船上载着射手数人，竟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可能没有到达唐朝。第四舶是否到达唐朝不详，大同元年(806)八月，判官高阶远成和空海，桔逸势等一同回国时所乘的船也许就是第四舶。”从史料记载和木宫泰彦氏的研究比较来看，灵仙确实是在延历二十二年作为遣唐留学僧被派遣，出发的时间也确实是在延历二十二年，只是在途中遇风暴，船只破损又返回了日本。船只经在日本修理后再次出发的时间是延历二十三年(804)。至于灵仙所乘船舶不详。照理推算应该是第一舶或第二舶船上。在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唐朝，灵仙不可能会乘坐其他船舶而不与遣唐使们一起入唐。
　　从延历二十三年到弘仁元年(810)灵仙再次见诸于史料记载的六年时间内，活动情况不详。也许灵仙与空海等人或者与最澄等人登岸后直赴长安；也许灵仙大师未与众人结伴同行，而是一个人云游四方，到处巡礼，最后到达了长安。从后来灵仙在长安完成译经事业，自己去五台山居住这一史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很大。这可能与大师博学多才，气盛孤傲的性格有关，与众人格格不入，为众人所排斥。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像大师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无论是在日本国内，或是在大唐中国，其活动情况却没有同时代的人的文字记载。纵览那个时代的资料，给人一个极深的印象：似乎灵仙是个默默无闻，被人遗忘之人。若非后来灵仙托人将新经舍利进呈天皇，也不会在《续日本后记》中被人提起。事实上，灵仙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引起近代人们的兴趣，也是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1913年，日本国宗教局在进行宝物调查时，获野仲三郎氏对江州石山寺的藏经做了调查，得到了《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古写断卷。在第一卷所记载的译场列位的名单中，发现了灵仙的名字。据此，妻木直良氏写出了其著名的论文《唐代の款塲ご参唯一の日本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灵仙在长安，开创了其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这是不争的事实。据《灵仙三藏行历考》载：“元和五年(弘仁元年，810)七月三日出大乘心地观经梵夹。同二十七日於长安礼泉寺奉诏译。般若三藏宣梵文。灵仙笔受并译语。”“同六年(弘仁二年)三月八日译成进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翻译工作，历时九个月完成。元和五年开始的译经工作，是确实存在的。有两则史料可以佐证：其一，《宋高僧传》卷三《唐礼泉寺般若传》：“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奈何有事于蜀部，刘辟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诏工部侍朗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就礼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赉有差。”唐宪宗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作序，冠于经首，对参与译经的诸位，根据其功劳的大小而有多少不同的赏赐。其二，《旧唐书·列传》一百一十三《孟简传》：“六年(元和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礼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檀其理。”这两则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了元和六年由宪宗帝下诏翻译佛经之事，并涉及到了部分参与译经的人名，遗憾的是，都末列举灵大师的名字。能够证实灵仙大师参与此次译经事业的唯一文献，是于1913年在江州石山寺发现的史料，现列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