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强调阳尊阴卑，目的在于遵循这种阴阳之理夫妇之道而达到“和”即“阴阳理而后和”。
夫妇关系被儒家认为是“五伦”之首：“《易》始夫妇”，“人道之始，造端夫妇”。因此，夫妇之道，向来受到儒家的重视，将之视为各种伦理秩序建立的基石。《周易·序卦》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礼记·昏义》中：“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儒家对于夫妇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以男尊女卑为前提而建立的。所谓“夫妇有别”，“别”就是分别尊卑。《白虎通义》解释夫妇，“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夫者，扶也，以道接扶；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周敦颐承继了儒家对夫妇之道的规范，并指出：“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朱熹在注解中指出“此‘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鲜不流於慢者。”可见，朱熹对于夫妇关系强调的是伦理道德，夫妇之间的相敬如宾不留于宴昵之私，这与他的持敬的修养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周敦颐所谓的“阴阳理而后和”、“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中的理是遵循一贯的“夫尊妇卑”“夫义妇顺”之理。他在《通书·乐上第十七》中继续指出：“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三纲者，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也。畴，类也。九畴，见洪范。若，顺也。此所谓理而后和也。”显然，他以“正礼乐，明五伦”的严肃态度重申了“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夫为妻纲”是汉儒董仲舒所发展的先秦儒家夫妇之伦，强调“夫尊妇卑”的先天道德定位，妻完全是为了配合夫的存在而存在。这种绝对统治和服从的秩序就像天地阴阳一样出于天意不可改变。“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与臣、夫与妻皆为阳与阴的关系，而“阴道无所独行……阴兼功于阳”，故“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也就是说，阴是为阳服务的，须顺从于阳。妻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总是被兼于夫。程颐明显受周敦颐的影响。他在回答“如何是道”时说：“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即通过对秩序关系的体认来把握“道”。“夫妇常正之道”，“男女之际当以正礼。”认为夫唱妇随是一条“永恒的原则”。在一篇为他父亲写的墓志铭中声称他的家里遵从了这样的训诫“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未尝专，必禀而后行。”朱熹在《论阿梁狱情劄子》中指出：“夫人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首。”他对夫妇伦理的论述主要见于《小学》中。他从古代经典和晚近的著作中选出强调婚姻严肃性的段落，重申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强调妻子应服从并忠实于丈夫，还强调男女之隔的原则。他引用礼仪经典中的儒家之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夫，适人从夫，夫死从子。”
周敦颐在人伦理思方面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传统对人伦秩序“位”的强调。在面对具体的夫妇之伦时依然注重各安其位，各尽其道，“夫尊妇卑”“夫义妇顺”“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礼记》语)。但我们也应更多地看到周敦颐对阴阳之理的强调是为保“太和”。《周易·乾，彖传》“保合太和。”朱熹注曰：“大音泰，后同。大和，阴阳会合冲之气也。”周敦颐提出“天地之气感而太和。”天地之气主要是阴阳二气，此二气处于最高的和谐状态即为“太和”，那么实践到人的层次则同样“阴阳各得其理，然后二气和”，礼则理，理则和，人伦关系无不理则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在周敦颐看来，涵盖天地人的宇宙内部机制中，以乾健为统率，以坤顺为从属，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协调动静，共同构成天人整体的和谐，正是由“小和”(夫妇之和)推及“大和”(天下之和)。“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则谓物之可视以为法者，犹俗言则例、则样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心不诚，则身不可正；亲不和，则家不可齐。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亲者难处，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难，亦未有能其易者。家人离，必起於妇人。”显然，周敦颐把家庭的问题归咎于女子。传统社会中，只有男人才有“齐家”“治国”一说，男人看待家中的妻妾，就像皇帝看待国中的臣民。国之不治，是由于臣民不服管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夫能否驭妻，妻能否服从夫，上升到关乎兴亡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要逐步把她们调理到“无欲，主静”的道德境界。对于“家人离，必起于妇人”的这种思想，在《诗经》中就包含了这样的训诫：“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与朱熹同时代的袁采也把女子说成是缺乏基本的伦理道德品质。声称正是由于女子少公益公平之心而引起家庭的不和，并把妻妾和女儿们描述为“多褊急、狠、愎、暴忍、残刻又不知古今道理。”朱熹同样在《近思录》中强调“家人离，必起于妇人”。并在《小学》中说妻妾间不和所引起的灾难就如同遭了强盗的一次抢劫。这些儒家正是本于“妇人易使家人不和”之思想而强调妇人应安于主内职分，安于其卑之位，而达到家和国和天下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之师承继了历代儒家一贯的性别思想，并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来强调阳尊阴卑，阳健阴顺，扶阳抑阴和夫为妻纲以及阴阳交感，化生万物；阴阳和合互补，相互需要。他的这种性别思想无疑也影响着他的弟子二程以及后来的朱熹。特别是其“主静无欲”的人生论，经由张载的发展，演绎为“存天理，灭人欲”。自清代戴震提出“以理杀人”以来，几百年间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这主要是由于将“无欲”、“主静”教条化、绝对化，再加上封建社会内部自身的痼疾，“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效应背离其原始的主旨而走向反动，成为封建统治的帮凶，同时其所开启的宋明理学加重了对女性的规范和贬抑，这些恐怕是周敦颐始料不及的。但其对阴阳相互需要，阴阳理而达最高和谐境界的“太和”状态的强调的思想无疑对现代如何促进两性和谐，最终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启发，也为现代女性学提供新的世界观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