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
——维特根斯坦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史迄今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追问的终极，没有真正达到哲学应当思考的“基本”层面，并不是哲学“应当”追问的真正的基本问题。按照哲学反思的追问之路，其终极问题应当是人的存在根据问题，或者说，“人何以存在”才是作为终极追问的哲学基本问题。但要把“人何以存在”理解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则需要缜密的哲学思考与细致的理论论证。
一、作为终极追问的哲学基本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要有一个符合哲学本性，遵循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追问过程，需要通过对哲学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来达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获得和理解。哲学基本问题是对人类思维面对的各种哲学问题的一种前提追问，而且是前提追问的终极。此前提追问是对哲学自我源于何处的一种反思，此反思的终极只能是一个作为问题而存在的唯一的点，此点为一切哲学问题得以源出之本。唯一性与根源性应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本性。
“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对于“哲学问题”而存在的，“基本”意味着“奠基”，意味着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诸多相关项，诸多“哲学问题”共同围绕着一个哲学核心问题而展开，这个哲学核心问题就成为这诸多哲学问题的基本问题。“哲学问题”是多，“哲学基本问题”则是一。在自在自为的逻辑思维次序上，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是哲学自我思维的起点，是其它哲学问题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其它哲学问题都或远或近地反映着哲学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哲学作为人对世界及自身的一种追问，这种追问的对象是一系列人生及世界问题，这些问题必然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是哲学自我主动发问的开端，在这个开端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应当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此逻辑顺序下才产生其它不同层次的具体哲学问题。
但在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现实思考的人类思维的真实起点上却只能是具体的哲学问题，哲学基本问题隐而不露，不会直接出场于哲人的思维视阈中。人类的哲学思维首先把握到的只能是具体的哲学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则隐藏在具体的哲学问题之后，只有通过人类的反思不断追问哲学问题的理论前提是什么，才可能一步步接近哲学基本问题，而只有当人类的反思与追问到达终极之处才能够真正发现基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追问者很容易在还未到达终极之处时，就把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些哲学问题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当作基本问题。
“哲学就是哲学史”，既有的哲学作为人类进行哲学思考的思想成果，在其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时代主题，都有为其时代所思考的基本问题，但这种时代性的哲学研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因为这种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受限的，是依赖于时代性的前提的，是可以随着哲思的时代性转换而加以解决或改变的。对此种意味上的哲学基本问题只能理解为是时代性的哲学思考所把握到的时代主题，本质上只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哲思中的特殊性表现形态，而不能理解为“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虽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黑格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但真正的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是不变的，恒定的，超越历史时代的。
哲学基本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点，就会造成哲学本身的歧义与不确定性。哲学迷失了自己的基本问题也就“失去了哲学自我”。[1]因为基本问题不清，哲学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取向与思维领域，甚至会因为迷失方向而走向“哲学的终结”。所以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作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一种思维方式必然寻找的一个阿基米德点，这是哲学得以立足的生长点。要使哲学找到这个恒定的点就必须把哲学的自我反思追问到终极之处，使问无可问，才可以把哲学基本问题最终确定下来。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2]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此命题提出的基础是对既有哲学的一种理论总结，而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做的终极追问。因为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既有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础之上的，是从既存哲学出发概括与总结出在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终极回答，不是从哲学的本性出发反思具体哲学问题的理论前提是什么，从而最终实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终极追问。我们不能对恩格斯此语断章取义，省略了“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这个限制语，而直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就理论本身而言，此语并未完全说出哲学的本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显然也没有到达哲学追问的终极，也就无法承担起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使命。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思维与存在的理论前提是什么，人何以会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何以会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一个问题，等等。恩格斯只是对到近代为止的哲学进行了一个理论总结，指出到近代为止的全部哲学都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展开的，这是一个事实阐述，而不是把“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加以理论阐释。
只有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哲学自我反思的终极，理解为哲学思维的唯一前提与根据，才能真正找到全部哲学建立于其上的阿基米德点。这一问题唯一而恒定，只要此问题存在，哲学就永远要追问，就不会终结，也无法终结。此问题的提出不是理论总结的结果，只能是哲学思维对自我存在的前提进行终极追问后的理论推定，其准确的表述方式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而是“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是什么”。此“应当”意味着哲学基本问题是人的一种理论推定与阐释，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思维方式，追问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位于终极根源之处的最深刻的唯一问题就“应当”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它是一种理论的推定和阐释，而不是一种事实性的理论总结。“应当”似乎意味着不确定，但在哲学思维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哲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运思的空间，才能避免任何思维片面的独断，从而扼杀哲学的生命力。
总而言之，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是一种理论推定与阐释，是哲学思维通过不断追问当下思维的前提而达到的根基，当对此思维前提之追问达到了不可再问的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作为自我反思的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终极，此终极问题是提出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其它问题都由此一问题而生发，都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也就是说，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追问它的前提是什么，而对此问题则不可再发问，这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表达，这种历史表达只能是围绕着此基本问题展开，在此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而不能真正取代此基本问题。
概括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此问题必须是哲学追问的终极问题，其它问题都在此基本问题之上奠基，这才能称得上“基本”。二、此问题必须贯穿哲学史始终，不只是过去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未来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时代的哲学都离不开与这一问题的纠缠。三、此问题只能是由哲学来解决的问题，其它学科无法染指，从而真正为哲学的合法性奠基。四、此问题是一种哲学的理论自觉，是对哲学自我的人类性使命提出的追问，所以它是一个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是一种理论自觉的自我设定，而不是一个理论总结的问题。
二、“人何以存在”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一种反思性的终极追问，源于人作为一个能思者对涵摄了思维对象的人类自我思维的一种前提追问。这种追问始自于对象性的思维与发问方式，人首先对外在于自我的存在物发出追问，进而把自我以及自我的思维当作外物而加以追问。外物的存在是无穷的，而人类思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思维能力和生命周期去求索无限的哲学问题，必然会力不从心而错误百出。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3]这就使人怀疑自我，我的思维能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吗？这就使人转而追问自我，我为何要追问这个世界？这样的怀疑与追问就使人类的思维之旅从向外伸展回溯到人自身，从而形成反思。反思是哲学思维的本性。
当把哲学基本问题确定为哲学之思的终极之问，我们就可以设定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追问的反思之路。追问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路是追问既有的哲学问题的理论前提是什么，然后追问这一理论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形成一个前提追问的系列，当追问到终极之处，不能再对此终极追问提出追问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哲学基本问题。
然而面对无数的哲学问题，我们从哪一个哲学问题入手开始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之旅呢？作为反思主体的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
一切哲学问题的追问者都是人，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属）人的问题，无论哲学问题的指向是宇宙自然还是人类自身，问题都是由人提出，最终要由人解决。人之所以提出问题是因为人是能思者，是思发现了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面对思的存在而存在的，思想是问题存在的前提。思想永远是人的思想，没有人的存在就不存在思的问题，就不存在思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当然也不存在哲学问题。所以自然界没有问题，只有人有问题，问题总是人的问题，人是一切问题存在的根本前提。人的一切追问都是人从自我作为人这一点出发而提出的，人的追问无论其对象是谁，内容如何，都是人（提出）的问题，人是问题存在的源泉。而在思考哲学追问的对象之前，我们应当先思考人为什么要追问这个世界?人可不可以不追问这个世界？这种追问是人的一种癖好或天生的本能吗？那这种本能又何以存在呢？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但人为什么会惊异？这些问题都内在包含于人的追问这个活动之中，人的追问本身在其还未发问时就已包藏了如此多的问题，更何况追问又以无限多的问题为对象呢？我们只能说人本身就是个问题存在者，哲学问题只是人的问题存在中最深刻的一面,人存在，问题就存在，在人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的基础上才产生对其它问题的追问。所以哲学问题存在的前提是人自身的存在，人的存在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所有哲学问题正是在人的存在这一问题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解决人的自身存在问题是解决其它哲学问题的根本前提，所有哲学问题都奠基在人的存在这一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人的存在本身入手，横断众流，先确定所有哲学问题源出的这一现实基础——人的存在，然后对此基础进行前提追问，最终追问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由此，我们给全部哲学问题，包括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找到了人的存在这一共同而现实的基础，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也不会有哲学问题，这是哲学问题存在的前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对这一哲学问题的共同基础提出前提追问：“人何以存在？”这是引发其它哲学问题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反思的终极问题。之所以说“人何以存在”成为哲学反思与追问的终极，是因为不可对之再提出前提追问。因为当我们继续追问“人何以存在”的前提时，当我们思考人何以会提出“人何以存在”的问题时，我们已是在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对之进行前提追问。按照哲学追问的逻辑序列，这一问题应当是哲学追问中的第一个问题。但在哲学追问的时间序列中，它可能是最晚出的问题，甚至是至今仍没有被哲人直接而正面思考的问题，更是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一问题是最深刻的问题，是最隐蔽的问题，是最不易被理解和认知的问题。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此问题可以表述为“人何以存在”；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此问题可以表述为“人为何而活”。遗失了此基本问题，哲学就找不到自我，人就找不到心灵的安居之所。于是，“人何以存在”的问题成为哲学的幽灵和梦魇，搅动着哲学家的灵魂和思考，哲学亦因为遗失此问题而不知该走向何方。“人为何而活”的问题也激荡着世俗人生的灵性自觉，形成现实人生中难遣的“空虚”与“烦”。
虽然哲学基本问题的悬置不清必然造成哲学思考的迷失，但无论怎样迷失，都在其根源之处不自觉的隐含着对“人何以存在”的追问。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着或近或远的思考，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这一问题的折光。源于古希腊的本体论思维，其思之所在似乎只是外部世界，但本质上这种向外的追问并没有遗忘人类自我，实质是在对外部世界的求索中探寻人自身的位置，为人类自我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找到自我存在的依据。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哲学开始追问人自身的奥秘，更是要确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类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隐含着对人在世界中如何存在的忧虑。“语言是存在的家”，现代欧美分析哲学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寻找人之存在的位置与境界。语言是与世俗纠缠的精神世界，超出语言的界域即超越世俗，进入哲学的超越之境，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任何理解了他的逻辑哲学的人，都会认识到他的命题的无意义而最终抛弃它；就如一个人在登到高处之后要把梯子扔掉”，而且“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4]“保持沉默”即是要我们通过语言而超越语言，达到人生的超越之境。欧陆的存在主义哲学则更直接地探讨了人的存在问题，虽然它没有说出“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却说出了“人如何存在”的问题，即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焦虑”与“烦忙”的现实状态。
也可以说，哲学史之所以是一个厮杀的战场，就是因为各个哲学家都没有认准哲学的这一基本问题，以至在自我的发展中，在科学的冲击中，使哲学“走向了终结”。而“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着，此问题只能由哲学来解决，科学无能为力，所以哲学仍在本能地追问着，只是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基本问题；哲人仍在努力地思考着，只是没有准确的前进方向。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灵魂，决定着人类存在的现实状态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在人类精神的崇高之域——哲思——中的缺位使人感受不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生命没有意义与价值的支撑，就变成一片虚无，人们感受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人们收获着物质的富足却荒芜了精神的家园，人的灵魂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只能过着现世的生活，没有昨天，也没有未来。
三、对“人何以存在”问题的解决之路
当我们把“人何以存在”明确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目标指向。有了目标指向不等于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但起码哲学不会迷失，不会仅仅是奔忙于一个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却在哲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错失了哲学本身的使命。
欲解决此问题，首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此问题出现的前提与根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提出“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呢？人的存在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呢？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没有他者向人提出这一问题，是人向自我提出了这一问题，人本可以不提出这一问题，人本可以不去追问自身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人不提出此问题，人仍会自然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没有问题，但不幸的是人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已是一个无可挽回的现实。所以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由人“制造”出来的假问题，但假问题可以变成真问题。当人作为无知无识的自然存在之时，也就同自然万物一样生生灭灭，不会追问自我存在的问题，生死存亡都是一个自然过程，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当人由自然存在转变成智慧的灵性存在，才会向自我的存在提出怀疑和追问。人要活得明白，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而人本可以“不明白”，不明白同样可以存在、可以生活。但是，智慧已开的人作为灵性存在已“难得糊涂”，或者说难以忍受糊涂，这是人的宿命。由此可见，问题由人提出，由人的灵性提出；问题是人本身的问题，是人的灵性存在的问题，这是灵性的罪过。《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的果子造成了人类的“原罪”，这真是一个恰当的隐喻，人类灵性的智慧使人无法安居于自然的存在，要给人这种本来自然的存在一个“不自然”的理由，以这种“不自然”突显出人的存在与万物的差别，这种差别要表达的是人高居于自然万物之上。这样，不安分的智慧制造了人类追寻自我根基而无所着落的痛苦，尤其是人面对必死的结局，更是找不到家园之感。所以人迷惑，既然死是必然，生只是偶然，那么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人世间，“我”的存在有何意义与价值？“我”有什么理由存在？“我”为什么会存在？
当追问到这里，假问题已变成了真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人就会怀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可能丧失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更可怕的是，人可能因为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结束自己的存在，所以人是有自杀行为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需要一个理由，哪怕是一个虚假的理由。所以，解决“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实证性的现实提供人存在的实体性依据，而是为人的存在找到某种精神性的意义与价值，此意义与价值只是主体之人对自我存在的一种“感受”和“领悟”，通过这种感受和领悟，主体之人能给自我一个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仅此而已。“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生的意义追寻问题。
“人何以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虽没有成为哲学的理论自觉，但中西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实践性地解决着这一基本问题。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支柱，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
在西方哲学的理论视阈中，“人何以存在”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所有西方哲学都没有直接回答人的存在根据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应当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没有进入西方哲学的理论视阈呢？西方人又怎样为人的存在找到存在的根据呢？纵观西方的文明史，我们会发现西方哲学原来把人的存在根据问题交给了或者说让渡给了无所不能的上帝，宗教成为人自我确认、自我理解的支柱。人的存在意义来自于上帝，上帝给人以存在的理由。宗教的本质是虚假的，但它的作用是真实的，它以上帝的恩典暂时为人的存在根据找到寄托，所以西方的宗教势力历久不衰。宗教这种非科学的、纯精神的、纯信仰的、毫无客观依据的意识形态仅仅以对一个问题的虚假回答就获得了存在的可能，相反，曾经被认为是“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却在走向“终结”。这是一种反讽，也从反面论证了人的存在根据问题是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人们长期把存在的意义托付给上帝，而上帝终是虚幻的。神是万能的，而神又容忍了世间的丑恶。当人跪倒在上帝面前时，人仰望着崇高，获得的是虚幻的寄托；当人站起来走入生活时，面对的仍是人生的困惑、生命的空虚和意义的缺失。宗教的真正意义或功能不过是为不知为何而活的人提供一点精神的安慰或麻醉罢了。正因为宗教只是凌空蹈虚，没有现实存在的根基，所以尼采终于喊出“上帝死了”。万能的上帝会死，就证明其虚假性。“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可能的”，当虚假的崇高消亡之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只有世俗，人们在物欲横流中追逐着名利，在名利的追逐中迷失着自己，不知道人为何而活、意义何在，感受着“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人对自然的无限改造使人类正在失去源出于自然的物质家园，人生意义的缺失又使人正在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现代文明已不再“文明”。
中国人的人生意义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超越性的“天人合一”；一个维度是现实性的“内圣外王”。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整体，都是宇宙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平等而和谐的，作为一个整体承载着共同的宇宙使命，这个使命是我们无法言说的，它支配着人与自然的变化发展，决定着人与自然的未来，它是最高的宇宙律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违背它，它博大而无形，“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这名曰大。[5]”在道的大化流行中，人与自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自然无灵性，在“纯自然”的状态下被动承受着道的使命；人则是有灵性的存在，不是无意识地、盲目地承受道的支配，而是以积极的态度主动体认道的要求，主动按照道的要求行动，即只有人能知晓道的要求，人承担着体道与行道的双重责任。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6]自然是道体运行的物质承担者；人则是道之诉求的体认者，是道体运行的主动执行者，人以道的代言人的身份在弘道过程中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即“天人合一”。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体道、弘道的责任，所以中国哲学认为人的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7]这就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不是为我的存在，而是为了弘道的使命，弘道是为了包括人与自然在内所有万物的存在，这样，人在弘道中获得人的崇高、意义和价值。
在现实的维度上，中国人讲“内圣外王”[8]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9]修身是为了提升自我，是为了体道、达道、行道，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即“内圣”。这一过程也就是获得超越性的人生意义的过程。“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把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个体的境界提升不只是精神性的超越，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即“外王”。这一过程使自我的存在价值具体实现于社会生活之中，使他人、社会因我的存在而获益。我亦因对他人，对社会有益而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人生意义的两个维度在“内圣外王”的追求中合而为一，实现于个体修身与社会生活之中。
严格说来，“人何以存在”的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因为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与获取之路是不同的，没有一个绝对有效准的答案能回答和解决所有人的意义追寻问题。但致力于解决此问题应当是哲学的任务，这也是哲学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有需要哲学解决的问题，哲思才会继续，哲学才不会终结。
站在耶酥诞生后的第三个千年的历史坐标上，伴随着人类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人类欲望的无穷扩大，人类的意义缺失也日益严重，哲学应当承担起自已的历史与文化责任，为人类的精神危机提供理论资源。哲学在经过了哲学史漫长的追问过程之后，也应当找到并回归自己的基本问题了，应当为人的存在找到更好的理由，使人有更充分的根据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参考文献：
[1]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页。.
[2] 《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 17页。
[3] [8] 方勇：《庄子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3、248页。
[4] 汉斯·斯鲁格, 大卫·G·斯特恩：《维特根斯坦》，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第11页。
[5] 杨润根：《发现老子》，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31页。
[6] [9]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7第1版，第167、4、92页。
[7]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