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甘阳指出，通识教育的雏形早在上世纪初就已出现，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体系经过美国诸多名校的实践与完善，出现了“耶鲁模式”、“哈佛经验”等范例。我国的通识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开始探索，突破日渐森严的专业壁垒，开出涉及多学科的经典课程，如今通识教育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全新理念。
“十年探索之后，现在通识教育越来越时髦，大学也纷纷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甚至中学、小学也在搞通识教育。”复旦大学熊思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识教育成为一个装饰品，装饰着学校，装饰着学科，也装饰着教授。
当前通识教育课程“量多质差”受到与会学者的质疑。北京理工大学庞海芍教授研究发现，目前，各大学普遍开设了少则几十门、多则数百门的通识选修课，但是调查发现，“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已经成为目前通识选修课的通病。而且占据大部分学分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突出强调计算机、外语等工具技能掌握以及服务于专业学习的自然科学基础教育，学习内容和形式过于单一，“通识教育还没有成为我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只是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础和纠正，使学生知识拓展、事业开阔，为将来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跃红教授对通识课的开课队伍也提出了质疑，“与专业课程相比，很多通识课程由退休教授、新入行的讲师、课程不足的副教授等来担纲。”
通识教育究竟该往何处去？甘阳教授认为，除了重视创新，大学通识教育还应充分重视传承人类文明精华，让学生多读经典，一年级新生就应该开始经典学习；课程设置上，应尽量利用现有课程；在教学中也不应降低水平、低估学生的接受能力。陈跃红教授认为，通识教育决不仅仅等同于核心课程，而应该是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知识深度理念，必须改进现行课程教学结构和革新教学方法以及内容，并建设一些新的深度课程模块来加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