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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复旦大学教授，著名作家、翻译家，更是备受人们敬重的大学者。贾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早年留日求学时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回国后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年轻时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在狱中坚守革命信仰；出狱后，不怕敌人威胁，更加努力革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名战士。 不幸，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贾先生受到株连，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更被投入监狱，一坐就是十几年。最后在我们这些“同犯”都得到平反的时候，还说“胡风集团”里只有一个人不能平反，这就是贾植芳先生。 自然，事实不会永远被歪曲，最终贾先生也得到彻底平反，回到教学岗位，在晚年为文学界培养出好几位学者，更出版了许多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少年读书时，就曾经读过贾先生翻译的《契诃夫手记》，那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记下了契诃夫写作之余的许多生活感受、创作灵感，可以帮助人们对契诃夫小说有进一步的理解。天津几个契诃夫迷，对这本书格外珍视。 我第一次见到贾先生，是在上世纪末的第五次作代会上。在梅志先生的房间里，她将贾先生介绍给我。贾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说着笑着，和我拉起了家常。 贾先生那时已经快70岁了，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对我极是熟悉。他告诉我，他正和诗人公木住在同一个房间。“你知道吗，”贾先生似是玩笑地对我说，“公木先生就是受你的株连被打成右派的。” 我的天，太可怕了！公木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老革命、上一代诗人，我连做他的学生都不够格儿，怎么可能受我的株连被打成右派呢？ 贾先生向我述说了这个荒唐的故事:1955年，公木先生在中国作协工作，负责联系华北几省作家。反胡风运动中，作协主要领导让公木先生到天津“处理”我的问题，公木先生向领导说，林希是个中学生，是个文学爱好者，只是认识阿垅，不应该随便抓他。但公木先生对我的同情，惹怒了那位领导，立即找了个机会派公木先生出访，谁知等他回来就得到通知，他已被调到东北一家学校教书了。 贾植芳先生向我述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中带着轻蔑，对于荒唐的政治运动，表现出严肃的批判，在长达二十几年的蒙冤过程中，贾植芳先生是难得一直不肯“认罪”的顽固分子中的一位。他的坚守信仰，是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早在胡风先生上书的时候，贾先生就向胡风先生说过，我们不如鲁迅，鲁迅先生懂得历史。 正是这种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才造就出如贾植芳先生这样的刚烈文人。在胡风案蒙冤者中，贾先生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养，更因为他崇高的人品。贾先生对后学最重要的教诲，只有一句话：把一个大写的“人”字写好。贾先生自己先把这个“人”字写得端端正正。 贾先生快乐的性格，人所共知，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都看到他真诚的笑容，更远远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一次贾先生应邀去日本讲学，随身带了一根手杖，过海关时被日本海关查出，原来是一只藏匿匕首的手杖。日本海关大惊，询问“你是什么人？”贾先生用英语、日语同时回答说：“我是教授。”日本海关听了也为之一笑，只是把这根手杖扣下了，说等贾先生离境时再还给他。 在贾先生面前，我不敢造次。我对他说，我做学问不行，只能写些通俗小说。严格说，我是一个通俗小说写手。贾先生微笑着告诉我说，他是通俗小说研究会会长，并且要我尽快将我的小说寄给他。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人对于通俗小说的支持，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 2000年在复旦大学开会，探讨胡风文艺思想。会上贾先生看见我，拉着我坐到他的身边，在场的学生们看见贾先生对我的特殊礼遇，错将我当成重量级人物，几个学生围在身后，垂手恭立。贾先生拉着我亲切地说话，回身吩咐学生去家里取书，学生们奉命将书取来，贾先生签名送我，看青年学生们的目光，我知道贾先生对我过于器重了。 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因贾先生年事已高，离开了会场。这时我向贾先生的学生们说，咱们是同代人，贾先生也是我的师长。我和贾先生几位高足兄弟相待，从来不敢以贾先生的朋友自诩。 2005年贾先生九十大寿，学生们在上海为先生组织祝寿，事后为他出版了一本画册。我没到上海，贾先生托电影导演彭小莲为我带来一册，在画册上签了名，还写下题赠“难友林希雅存”。 贾先生对我的礼遇，是我一生的骄傲，我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贾先生嘱托的那句话：把大写的“人”字写端正。我自知在事业上不会有太高的建树，但在做人上，对自己一定严格要求。朋友们都知道，我一生的追求，就是把大写的“人”字写端正，从不敢写歪、写邪，更不敢戏写、恶写。遥祭贾植芳先生，以大写的“人”字自勉，贾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为后学的心愿欣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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