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只要稍静下来，一个没有头发、慈眉善目的富态老人，便浮现在自己的脑海。

年逾九旬的碧野走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并不突然，因为多年前就听说老人的身体不好，再说他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早已是位高龄作家了。但是，当我接到作协发来的碧老逝世的短讯时，一种伤感却禁不住涌上心头。

碧野以散文名世，一篇《天山景物记》作为中学教材中的经典课文，已经影响了我们几代人。对于这样一位享誉全国的作家，我们湖北人是倍加敬重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和几位战友开完会之后到军区招待所就餐，只见偌大的餐厅坐满了人，其中好些是参加地方会议的。当我们在一桌挨一桌的人群中穿行去寻找自己的座位时，不知谁冒了一句“碧野也在这儿吃饭呢”。于是，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位身材敦实的光脑袋老人，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吃得有滋有味。当然，他不会留意到此时此刻有人在关注着他这位文化名人，更不会料到，一位身着军装的文学青年深怀敬意的短短一瞥，竟成了自己难以忘怀的一个瞬间。

那个带有几分幸福感的瞬间被我深藏在记忆中，即使是后来我们多次面对面地坐到一起，我也未曾向老人提起过。那是我在餐厅第一次见到他的几年之后，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华夏杯中学生作文大赛”上，曾有幸与碧野和著名诗人曾卓等一起评稿。阅卷期间，大家都比较紧张，很少闲谈，只有在中午用餐时，老少聚集一桌，平时很少见面的作家们才说到一些轻松的话题。碧老总是那么乐观，那么健谈，对人和蔼可亲。

有次阅卷之后，我们来到校园的广场边合影。自然，大家都想借此难得的机会与碧野单独合影，以留下纪念。碧老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乐呵呵地站在那里作配合状。我说：“碧老，您已经成了一道活布景呵。”旁边立即有人接着这个玩笑说，每人收费一块钱。又有人故意“纠正”道，这样的“布景”怎么只收一块钱，你们以为是旅游点上的一棵古树或一块奇石？这时，我看到碧老更乐了，两只眼睛在他白白胖胖的脸上眯成了一道缝。

经过几次比较亲近的交往，使我更加了解、也更加敬重这位老作家。在他身上，谁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备的许多高尚品质。

几年后，我的新诗集问世，以邮寄的方式送给了他。没过多久的一个晚上，没想到老人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说他害上了眼疾，很有些严重，不能看书，收到诗集后还是让家里的小阿姨读给他听的，电话也是他让别人帮他拨的。听到这里，我不能不为老人的精神所感动，内心一阵阵自责，以至他后来说了些什么，竟难以集中精力去倾听。

这些年里，湖北文学界不少人都很关注碧野的身体状况。记得有一年在省作协举办的迎春茶话会上，我在电梯口碰到了他，见他气色还不错，只是动作有些蹒跚，一种欣慰感由衷而生。他见我走上前去喊他，依旧和颜悦色地问道：“任蒙，你很好吗？”我赶紧说：“只要您身体好，大家就放心了。”这时，我想起前几天晚报上发过一篇关于他的专访，就说我们注意到那篇报道了。不料他立即出现了眉目轻松的笑容，说那里面有个情节不准确，报纸上写他过年每包只包一颗糖发给孩子们，这不是太抠门了吗，怎么会只包一颗糖呢？当时在场的几位作家可能没有听明白，他指的是那篇文章中写到他在新疆那段贫困的岁月，每逢春节，他都要与妻子准备一些糖包，分发给邻居的孩子们。但作者误写成了“每包中一颗糖果”，使老人觉得有些“没面子”。不过，他说完仍然哈哈一笑。碧老是广东人，但没有广东口音，我记得他说到“抠门儿”几个字时京味特浓。这种口音，也为他的语气增添了开朗乐观的色彩。

晚年的碧野饱受疾病折磨，但思维却一直保持在高度的清晰状态，其生命也得以迈过九十大关，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那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在湖北，在碧野那一辈作家中，他是最后一个告别的具有全国声望的文坛圣手。他的逝去，虽然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但他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象征，将长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