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

-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有用的技巧，那就太简单化了。

-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引导国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服务，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并举办首次“国学研究论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钟锋研究员、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围绕“何为国学，国学何为”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什么是国学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个世纪起就争论不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钟锋研究员认为，“国学”一词始见于西周，原指由周王朝开设的专供“国子”就读的学校，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即国立学校的名称。此后，自汉唐至明清，相沿此制，凡由历代朝廷设立的同类性质的学校，如太学、国子寺、国子学、国庠、国子监等，都可统称为“国学”。这是“国学”一词的原义或古义。

“作为文化概念的‘国学’”，卢钟锋说，它的提出始于20世纪之初，即辛亥革命前十年，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史学、经学、诸子学等。这一文化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文化思潮。它始终围绕着两个文化主题展开：一是，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是，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价值定位。因此，近代国学的历史既是一部国学文化思潮的兴衰史，又是一部中西文化关系的变迁史。

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教授说，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涵义与古代不同，从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到国学保存会提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再到章炳麟鼓吹反满革命，倡导研究的国学又具有爱国情结；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又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议论。他认为，“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以及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

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明确提出：“我不赞成将国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他指出，国学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国学与文史哲)是大量交叉重合的。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甚至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等都包括在内。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如果国学只是一个与文史哲并列的“一级学科”，其内涵势必要大大窄化，难以将国语、国文、国史、国医、国剧、国画等等都涵括于其中，不能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方克立说：“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有人曾问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袁行霈幽默地说：“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紧接着他指出，但国学的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凝聚力，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够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

袁行霈反问道：“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

究竟怎样看待国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以《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袁行霈指出，国学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呼声中提出来的。但历史已证明，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只要我们研究的态度正确，国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那么，又如何看待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呢？袁行霈认为，一个民族的疆土被人用武力占领了，还可以收复；一个民族的文化被人灭绝了，或自己抛弃了，则万劫不复！国学作为传统文化深层的学术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必须自己维护自己的根，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据此他提出对待国学的三种态度：分析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开放态度——不封闭自己，既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前瞻态度——正确对待古今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

不能无视“文化贫弱症”

针对当下我们社会上出现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现象，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相对贫乏，不时冒出一些荒诞、浅薄的文化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教授感叹：这些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关系。

纪宝成在演讲中历数社会上“文化贫弱症”的种种症状：有些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陌生、疏离，言必称希腊，行必称与国际接轨；有些人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却不知屈原、司马迁为何人；有些大学生英文顶呱呱但看不懂文言文甚至不能写文通字顺的文章；当欧洲普遍抵制麦当劳的时候，在中国吃洋快餐成了现代生活的标志；一些大城市中一幢幢怪异平庸甚至畸形的建筑拔地而起，满街充斥的是洋招牌……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在《何为国学》的演讲中，纪宝成指出，国学或许是最好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汤因比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周易》则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这都说明研习古代文化经典，对于涵养自身德性，提升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而了解和熟悉本国文化经典，是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起码的文明教养。

冷静审视“国学热”

“国学热”中，是否存在一些令人担忧、值得警惕的现象呢？方克立教授分析指出，一是少数人以弘扬国学为名，行“复古更化”、历史倒退之实，企图把国学意识形态化，用来抵制和取代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企图从他们提出的“重建‘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儒化中国”的口号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二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些人把国学当做一种用来牟利的特殊商品，充斥图书市场的国学出版物良莠不齐，出版商和粗制滥造者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某些高校办的“天价国学班”也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商业化运作与国学所标举的道德人文精神显得很不协调；三是媒体过分炒作、造势使“国学热”中有许多虚热的成分，引导受众盲目追逐戏说新解的“快餐国学”，不利于提高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方克立在《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的演讲中强调，国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和沉潜的功夫，不能靠追逐时潮、搞“短平快”而见速效。那些值得忧虑的现象都不利于国学的健康发展，而是有损其声誉，甚至有可能把它引上邪路，因此对“国学热”进行正确引导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