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曾这样说。1957年生的他，长在北大荒，务过农，做过兽医，大学初学农业机械，后来才转攻他喜爱的历史学，并成就斐然。任教大学以来，张鸣以《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文化随笔赢得读者的喜爱，也曾以对高校学术体制的批评而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日前，张鸣出版了他的第一套文集《张鸣精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再说戊戌变法》《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等六种，基本上襄括了他十年来最有影响的代表著作。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张鸣。

    周报:您说历史时往往喜欢独辟蹊径，从新颖的角度阐释历史。您在读史的时候，遇到历史被隐藏的地方或者落满尘垢的地方，是否会比较兴奋？

    张鸣:对，我在读史时，一看到历史叙述中显得别扭的、非常规的、好玩的地方就觉得有东西。别人说我喜欢抠出别人不注意的史料。因为常规的历史好理解，但是“反常的”历史更有意思。历史是个多面体，我们常常是在盲人摸象。我在阐释历史的时候，开始也是觉得好玩，随着性子来，但是探索的意义也就自然而然生成，随之而来。

    周报:1997年您出版了《乡土心路八十年》这本书，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这一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引起学术界的瞩目。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你对乡土中国有着特别的关注，原因何在？

    张鸣: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场呆过。做历史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偏。从历史来看，农村的历史其实是被忽视的，尽管现在唯物史观很流行。就了解中国而言，体察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是不行的。从我个人来看，我对农民有着直观的体验，做起来就不“隔”，不是书生式的从书本上来做。今后还会继续关注这方面。

    周报:您的书似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正襟危坐的学术论著，另一类则是行文轻松的历史随笔。对上述两类你更看重哪个呢？

    张鸣:这两类都差不多吧。著作论文方面的话，自己是学者，除了教书以外，写论著是工作的一方面。但不是说为了评职称不得不写。不过，其实就表达思想来说，随笔更灵活，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到了2002、2003年后我的主要写作都是随笔，论文相对来说写得少。现在我的关注点主要是在民国史，当然也会有些随笔类的副产品。

    周报:你在文集序言里，提到想“回到山林”，这个“山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张鸣:我和北大历史系教授李零有过交流。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对于看书，开始的时候没有带着什么功利性，只是书好看好读，纯粹的为看书而看书。但做了学术后，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常常要被动地去看很多书，带着功利性。随笔是一种读书笔记，是一种心情愉快放松状态下的看书写作。“山林”就是指这样一种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