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朱良志撰写的《中华文化读本》由外研社推出后，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文化读本应该怎么写，或者说，中国故事应该怎么说，成为诸多学者热议的话题。“很多外国人谈中国，完全是我们不理解的话语体系，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与我心目中的中国是对不上号的。这里边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几代人都在对世界讲中国故事，但中国故事究竟应该怎么讲？”在记者最近就此话题进行的采访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如是表示。

　　“使国人自己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撰写或编写中华文化读本的首要立足点。提出这一见解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蒙培元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的文化，并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外国人才会了解中国人，进而体会这种文化的精髓。”蒙培元提出，需要有深度的普及读物，既带给人感性的阅读体验，又能做深度的挖掘和揭示。应该做怎样深度的挖掘和揭示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有两方面，一方面非常现实，一方面又有着高远的境界。“中国人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太玄远的东西，他们是不感兴趣的，中国人所提出的‘不朽’其实都是在实践之内的。”所以，张世英提出，中华文化读本应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这种特有的精神现象，一方面要贴近生活现实，但另一方面，要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境界。

　　“东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到国家这个概念。西方人承传的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一路走过来的，逻辑非常严密，他们会用概念把国家描绘出来，但我们很难触摸其背后的精神情感。与西方不一样，中国是诗词的国度，很多意念是靠诗词等文学样式传递出来的，中国的国家气蕴、国家意象在文字中，在心灵里。比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要介绍中华文化，就要解决小我与大我、家与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袁明教授认为，撰写或编写中华文化读本，则中华文化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是要交融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提出，中华文化是一种情感文化和形象文化，甚至她的哲学思想的表述也是形象化的。所以，中华文化读本在写法上不应该是概念性的，而是需要以点带面，需要内功，开阖自如，把握神韵，形式上的图文并茂也是应该的。“形、象、气、韵应该浑然一体，写作者应该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如是言道。

　　叶朗教授为撰写《中华文化读本》，翻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类似图书，将近一百本。在总结过去这类书籍不足的基础上，叶朗教授在《中华文化读本》中做了一个新实验：提供中国文化的活生生的感性符号存在，比如，禅宗、天坛、汉字、中医、万里长城、书法、水墨画、唐诗，甚至茶、酒、园林、围棋等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化符号，通过这些符号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传达出来，再进而把过去我们不太重视的中国老百姓的心态、趣味、对生活的追求等传递出来。“现在看来，我们的这个实验获得了一定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