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教授近照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三个系的系主任，现在兼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胸中之竹》、《欲罢不能》、《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现代美学体系》（主编）、《中国文化导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总主编）等。

　　古典雅致的庭院，轻轻绕于耳畔的二胡声，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贵客，那些一直在我们头脑中模糊的中国的诗意文化生活似乎突然清晰起来。6月17日下午，人们走进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院，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典的中国文化盛会。

　　这确确实实是场盛会---叶朗教授和朱良志教授的《中国文化读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首发式，而《中国文化读本》的出版目的，也正是给国内外读者一个感性的文化中国，让人们模糊的中国文化概念变得清晰。

　　记者就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专访了叶朗教授。

　　记者：以您的所见所闻，您认为现在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国外对中国文化的普遍印象是什么？这是正常的吗？

　　叶朗：我没做具体的调查，就说我的一种感觉。我们中国有一段时间，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比较封闭，对西方文明很不了解。但改革开放后，打开大门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非常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文化。比如海德格尔有一本书叫《存在与时间》，连我这个学哲学的都觉得很难读，但当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20000册，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这种对西方文化如饥似渴的学习，到现在我们还是如此。

　　但是，反过来，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呢？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次意大利作家协会的主席到广州开会，接待的官员要带他去广州鲁迅纪念馆，他问：“鲁迅是谁呀？”西方人知道孔子、老子就了不起了，至于王夫之等人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正在逐步深入。可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17、18世纪传教士介绍的印象。还有文化大革命，因为对他们有影响，他们也知道。再就是有些中国电影给他们的印象，比如讨姨太太啦，乱伦啦……有的美国朋友看了这样的电影就买了票请中国留学生去看，说：“太深刻了！”我不是说中国没有这种阴暗的东西，但不能总是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示、突出这些东西。

　　过去我们对深层的文化因素重视得不够，现在强调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要传播出去。季羡林先生说过，过去我们是“拿来主义”，现在除了拿来，还要把我们的文化送出去。我觉得季先生说得非常对。

　　特别要让西方的文化界、知识界了解中国文化。我们现在国内提倡的是和谐社会，国际上要推进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不同文明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不要局限在表层，现在的文化交流，比较多的是歌舞演出之类的，这个当然也很好，但是更应该把深层的东西传播出去，我们写这本书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记者：您这本书出版在奥运之前，而且据介绍这本书有可能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外运动员、记者，您觉得奥运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次什么样的机会？

　　叶朗：这个机会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外的朋友都到中国来，有20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把中国文化展现给世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展现当代中国人的面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文化情趣。李岚清同志给我们的书写的序中就说，这本书展现了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和情趣，同时也展现了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情趣。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有些西方人宣传中国崛起对他们是威胁。其实中国人是最追求和平的，中国人喜欢安定、和平、安详，中国人追求小康。小康其实是很理想的社会，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发达就叫小康。

　　小康从文化的角度讲，很理想，很安定，很富足。我们写《清明上河图》就强调这个东西，强调老百姓很安详的气氛。中国人这种性格对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非常重要。

　　整个社会的基础是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尽管生活很平淡，但是平淡生活里自有其乐趣。比如北京的鸽哨、小酒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的邻居是位北京老工人，工资很低，一个月30多块钱。但是每到周末就打二两很便宜的白酒，一段粉肠，淀粉做的没有肉的那种。他也在过周末。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中国人在平淡的生活里总能找到乐趣。我们书里就写这个东西，写中国人这种人生的追求、生活的追求。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都能承受，跟这种精神状态很有关系。从这次的地震也可以看出来。

　　奥运会来了，我们就要把中国人的这种东西展示出去，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因为要迎接奥运会，也促使我们自己进一步提升，因为我们要招待外国客人，要把家里打扫干净。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推动，而且这个不是短时间的。

　　记者：在您的理想中，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

　　在这本《中国文化读本》中，您要重点表达的是中国文化的什么形象？

　　叶朗：这个就是我在书封底上说的那句话：“展示中国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祈求和平、盼望富足、优雅大度、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美善相乐的人文形象。”

　　我们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成分。过去我们讲，各种文明之间要互相尊重，各美其美。但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有相通的东西，这个我们过去强调得不够。各种文明都包含有体现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尊重生命。我们书里有一节专门讲中国的生态文明，我们中国人画鱼，从来不画死鱼，都画活鱼，活泼泼的。

　　我们在这本书里还特别强调了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态度、审美情趣。比如年画里画的那些胖娃娃，看起来简单，但中国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简单的富足、平安、团圆。老百姓最基本的追求，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这可能是我们这本书中间一种比较新的东西。

　　记者：《中国文化读本》是主要针对外国人的吗？它是不是对于国内的读者意义不大？

　　叶朗：我们的起因是为奥运会写的。但是我们在写的过程中，自己就明确了，不仅是为国外读者写，也是为国内读者写的。这本书对国内的读者也很重要，包括社会高层次的人士，比如海归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文化也不够了解。以前我们的朱光潜、杨振宁他们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有这个基础，出去也能从西方文化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有创造性，不是仅仅模仿。后来中国许多出去的人，对中国就缺乏了解，因此也不能从西方学到深层的东西，仅仅是模仿。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自己需要这本书。特别是广大青年、广大干部，都要了解中国文化。要是不懂中国文化，非常危险。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从哪里来，怎么知道到哪里去！如果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刻理解，很难建设好小康社会。

　　如果要排位置，我个人看法，这本书第一针对国内读者，然后才是国外读者。比如我们觉得有些微妙的、好的地方，国内的读者才能体会出来，但是翻译了就没有那种微妙的味道了。

　　记者：国内关于中国文化的读本很多，您的这本书有特别的视角选择吗？您觉得传播中国文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叶朗：我们调查了一下，国内关于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有一百多本。

　　大概有三种：一种是面面俱到，学术性非常强，强调资料性，很厚、很细、很专，一般读者接受有困难；第二种也是面面俱到，但写得非常简单，写一些表面的东西，比如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还有一种就是概括中国文化的精神，纯粹从理论上介绍，离开了感性存在，这是一种理论书了，一般读者理解有困难，没有感性的感受。

　　当然，这些读本各有各的长处，但是作为文化普及读物还都有某些不足。

　　我们这本书选择中国文化的若干重点、亮点，力图从感性层面展现出来。比如讲到围棋、故宫，不是简单地介绍知识，而是描述一种感性的面貌。就像一个人，只是介绍身高、体重、年龄，没有感性认识，你还是很难感受到这个人什么样。我们在书中不是简单地罗列那些死的知识材料，而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感性存在。

　　另外，我们的插图也非常讲究，图文并茂，互相融成一体，印得也很好，让人们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优雅。

　　记者：您在看望季羡林先生的时候，他说，书法、围棋、昆曲、二胡等，这些东西必须有人提倡，他主张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并要选修一种乐器。您怎么看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继承？

　　叶朗：季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的艺术教育，这里面既要有西方的东西，又要有中国自己的东西。季羡林先生非常强调书法艺术。现在用电脑，很多孩子都不会写字了。我问过现在的学生为什么不手写，学生说，手写的老师不喜欢，不如打印的清楚。季先生这个提倡我觉得非常必要。

　　钱学森先生也强调，怎么办大学？最重要的是科学和艺术相结合。杨振宁也强调这个。这个应该从小学、中学就要开始做。我非常赞同。艺术，一方面培养创造性，一方面要培养人。人要有高远的人生境界，要有完满的人性，艺术起很大作用。

　　强调艺术就要注重中国的传统艺术。如果传统艺术失传就很危险。一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独特性，就是有传统艺术和文化。我们有孔子、李白、红楼梦，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就不是中国了。

　　这方面工作要长期下工夫。现在有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些人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更重视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东西，而对文化的、精神的东西重视不够。这次抗震救灾，我觉得使精神层面的东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对整个民族的启示和教育。我们的十七大就提到了要让我们的整个社会有“更高精神追求”，这个提法是过去没有的，体现了国家对精神追求的重视。

　　记者：您的这本书从装帧设计到内容插图，似乎都体现了一种诗意，包括您的新书首发式都在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您觉得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丧失这种传统诗意了吗？

　　叶朗：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传统的精神追求丧失了一些，但有些可以慢慢恢复起来，同时融入现代社会。当然，时代的条件不同，传统的东西需要有些变化，与时俱进。比如，上海新天地，很传统，也很现代，很有洋味，也很中国。要向前走，接受西方的东西，也不要丢掉中国的东西，在融合里还必须要有新的创造。

　　记者：普通老百姓的文化在您的这本书里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像老北京、老上海的市民文化等都着墨甚多。

　　叶朗：是这样。我们这里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从美术角度讲，而是讲老百姓的民俗和心态，衣食住行，音乐、喝茶、喝酒、围棋、民居、民间艺术，都体现了老百姓的生活态度和情趣。有些书对这些也有介绍，比如饮食方面的介绍，但是没有进到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的层面。当然我们也做得很不够，以后还要深入。

　　记者：像您这样的学者，可能一般都是在做很高深的学术研究，但您似乎对这样一本通俗普及读物也很看重？

　　叶朗：我自己小时候深受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等学者们的熏陶。我很早就呼吁过，要面对青少年写一些书，人文方面的普及读本。但是现在这类书很少，书店里青少年的书大多是自然科学和外文书。

　　有一年我去台湾，在书店里看到十几个版本的《谈美书简》，朱光潜上世纪20年代写的书。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是搞美学研究的，大家还在看很多年前的书。当然那本书很经典，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应该有所更新。所以，我一直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给中学生读的美学读物。今年我还有一本书没有完成，我想明年也许可以动手。我希望社会也能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