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惟民思想”

    蔡尚思（1905—2008），福建省德化县西墩乡人。母亲郭有（1882—1923）虽目不识丁，但是她的影响力毕竟深刻根植到蔡尚思的亲民人生价值观，使他得以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展露无遗……甚至蔡尚思到了晚年依然念兹在兹——

    “我自幸有一个好母亲，一直怀念她，认为她的最大特色有：（一）不迷信鬼神天命等；（二）怀疑所有圣人能想出什么救苦救难的好办法；（三）对男女不平等的礼教表示深恶痛绝；（四）痛斥抱有升官发财的念头，以骑在老百姓头上，能刮地皮为光荣者，实在连猪狗都不如……这就是我少时所受的最大教育——家庭教育。”

    蔡尚思固然是超越一己之私的囿限，但母亲郭氏的教诲，实至深且巨，对他未尝不含有几分真理：“‘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我一直以这两句话为母亲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儒家经书。”由此而“极同情工农大众，痛恨阶级社会”。不仅如此，他自诩“惟民思想”——“即万民思想，惟人民至高无上的一种思想。”意味着他很早就催生了代表其主流价值的亲民情结和批判性思维观——既是他怀抱“人民民主”政治愿景和亲和感，也能窥见他执着为“惟民思想”奋斗终生的心志与情怀。

    抚今追昔，上世纪30年代，蔡尚思便不满社会的黑暗；而他的亲马克思主义立场尤其布尔什维克革命情结，则是大智大勇的新思维新视野——这样，蔡氏经典之一《中国思想研究法》的出炉，不光倡言“新社会”，亦锐意批判“旧社会”，更大胆假设“旧社会以忠上人，忠富贵为忠；新社会以忠下民，忠贫贱为忠。旧社会以孝己亲家庭为孝；新社会以孝人群，孝社会为孝。”——可想而知，蔡尚思戮力采纳尊卑贵贱、以草根大众民意为主张的新锐亲民思想观，真是不啻他卓尔不群的“惟民思想”宣言！如果说，当下社会的伦理思想、人文情结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愿景，则蔡尚思对学问人生的座右铭无异于是：“从苦中来，惟民是尊。终难毕业，永葆青春。”——蔡老穷一生心智对于“自家思想”、人生的价值启谕，又何尝不是他与时俱进的前卫思想人生的亲民色彩、锋芒毕露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哪怕时至今日之于当代主流学术人物而言，蔡尚思的主见既是中国思想库的暮鼓晨钟，甚至对当今学人也不无警示的意味。

二、“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上海报章上的招生广告，令蔡尚思兴奋不已。他决定独闯天下，负笈京城，去追寻他的名师梦，“学不成名誓不还”。

    “不勤学即自杀，不自杀即勤学，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蔡尚思果然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既在北京大学自由听课，又考取了孔教大学研究科。彼时孔教大学校长乃大名鼎鼎的陈焕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最高”。入校时，陈便敦促蔡对孔子非得先信后学不成。他则不以为然，“我则反而以为应当先学后信，彼此对立起来”。如此一来，他宁可再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也不读孔教大学了。此时，蔡元培领衔的研究所的规章依旧，学生年龄则不限、不必上课、研究生可“自由深入研究”乃至“开展争鸣”……北大人文萃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蔡尚思不仅浸淫其中乐不思蜀，也如鱼得水收获颇丰，更为他一生治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王国维情结

    1985年，蔡尚思发表论文《王国维的学问、思想没死》说，当时他与王国维晤面之情显见乎辞：“有两种心情，一是惊骇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不但如此，王国维对蔡尚思没有嫌弃，反而一经院办主任吴宓的引荐便欣然接见他！王虽对蔡考试误期而深表遗憾，说：“考期已过，可惜了！”但依然接受蔡尚思为其弟子。蔡尚思也肃然起敬地向王国维鞠了三个躬！

    就这样，翌日蔡给王国维先生寄去了一篇文稿。却不料，他的文笔之优秀，居然连“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也刮目相看呢，王回函说：“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自限。”这样，王国维便为蔡尚思展开了国学研究的新一页。对此蔡尚思说：“我向他请教有关经学问题，他总是很虚心和气而多鼓励我……他肯就中国学术中的代表性人物‘无隐’地‘据以实告’，使我从此时起，特别注意这些重要人物。‘循循然善诱人’，从这一点来说，王国维和孔子都是了不起的教育家。”

    至于治学与仕途彼此又是如何互动的呢？王国维的辩证观，给蔡尚思的百年学术思想人生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力：“中国古来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大官为最大目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而思想家没有一个不谈政治思想的。其实治学和做官不是一途而是两途。做官要到处活动，治学要专心研究，二者很难兼长。大政治家多，大学问家少，大学问家兼政治家则更少。究竟最可贵的是哪一种人呢？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心得，这是做学问的人必须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

四、梁启超情结

    1925年秋，蔡尚思把第一部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百家思想》，寄给了梁启超先生请教。梁启超不但即时复函，还颇为欣赏地说：“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之言。”蔡尚思由此开始追随梁启超迈向了新的里程——“开始专治思想史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了”。

    蔡尚思请教梁启超：“您在清末，曾论孔学的变方面，是否还有不变的一方面？”梁答曰：“二千多年来，孔学也有基本不变的一个方面。”有鉴于此，蔡文《孔子思想问题的百家争鸣》说：“我非常满意，觉得梁启超对这一点，是比较近今的许多学者能够全面看问题。”就这样，蔡尚思深得梁启超的思想真谛！

    既而蔡尚思又作文《梁启超的总评价——梁启超有创造历史记录的一面》，认为“在近代史上凡官僚政客都是难成为好教育家，梁启超却异于是。”并赞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政治、文化、学术、思想、史学、新闻、教育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在世界史上也被列为名人之一。”

五、蔡元培情缘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史上光芒四射的一刻：蔡元培一枝独秀在北京大学倡导“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推崇开明主义教育新思想浪潮。蔡元培的视野与魄力，蔡尚思不仅甚为钦佩，更是由衷地共鸣认同。蔡尚思尤其景仰蔡元培致力倡导“教授治校”的理念、自由争鸣精神、“学术民主作风”，遂致函蔡校长激情洋溢颂扬他“实为古来主持教育行政所未曾有”！

    蔡元培亦很看好蔡尚思，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笔者在此举几个例子：1929年12月27日，蔡尚思春秋鼎盛之时，蔡元培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尚思，旧在北大国学研究所用功，草有《孔子人生观的哲学》等，欲就正于先生，教为介绍，务请进而教之。”是故，1930年2月，蔡尚思里程碑式作品《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乃得力两位前辈的提携，在上海启智书局出炉后即为民国学术名著。他对孔子哲学投入尤深，以致在厦门的太虚法师都夸奖蔡著说：“蔡尚思对孔学，所说的很不错！”

    1930年9月，蔡元培致函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推荐说：“蔡君尚思精研国学，所著《中国学术大纲》一编，内容丰富，且多新见解，堪任教授。”此时蔡尚思才25岁！

    1939年8月，商务书馆推出了蔡尚思代表作《中国思想研究法》（近年以来，台湾与大陆均竞相重版），蔡元培热情作序，对其大胆引领新潮辩证法的思想研究颇为欣赏：“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各能利用其所言之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钦也。”（据蔡尚思言：“作者涉猎宋后文集及其他书籍近四千种，采获此类思想史料约二百余万言。”）

    至于蔡尚思则又是如何为蔡元培定位的呢？蔡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有一副对联，可说是对蔡元培伟大至极的人生写真：

    “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

    精神大无畏，在朝在野相同。

    读者只要一想：当代有几个人能够这样？历史上又有几个人能够这样？对于先生在当代有什么价值，在历史上又有什么价值，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诚哉斯言！

六、“我一生反封建！”——叫板中国传统思想！

    上世纪蔡尚思在中国思想史圈内如雷灌耳的大论战，乃是他主导的对中国传统思想后院“孔学礼教”的总批判，这也奠定了他颇感自豪的“我一生反封建”的新锐辩证唯物史观：不但全面清算更彻底颠覆了维系二千年的传统思想核心价值——亲孔观。这是他几十年学术思想人生一以贯之的心路轨迹。1940年前后，蔡尚思在沪江大学大胆讲授《中国传统思想新批判》，对于人物的功过、事实的臧否，均有合理的批评或界定；1949年，他的另一本思想代表作《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以“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重版）出版，这本书不但炮打了盘根错节二千年独占主流地位的“孔学礼教”，亦抨击了蒋介石的党国集权专制主义。国民党当局诋毁他为“奸党分子……持论狂妄，平日教学专事打击政府……悖逆反动”，并将其纳入“黑名单”。

    蔡尚思在这本书中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总批判”：孔子思想体系的主轴，即是礼学——礼教——礼制的三驾马车，儒家主体价值的核心利益乃是拥抱礼教——凡是伦理、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以致祭祀、饮食、服饰、车马等，几乎无“孔”不入涵盖了“礼”的价值主导，并始终是影响帝国政治的重要变量。从汉高祖到清朝，不管是帝国沉浮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帝国兴亡，儒家人文意识的至尊地位则始终如日中天：不但强势主导了帝国政治，也挤压诸子学说的空间，以至封杀蚕食了百家思想的影响力。

    蔡尚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地揭开了孔儒的面纱：“1932年我在武昌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已说：孔孟言礼，程朱言理，其名虽存礼理之分，其实则理即礼，礼即理一而已矣。戴震、焦循等主礼反理，不如阮元所谓‘理必出于礼也’。宋儒以理杀人，周儒以礼杀人，均甚于法家以法杀人。这是我始终不变的看法。”这就为国人探究礼教政治思想真谛开启了方便之门。1933年在武昌华中大学，蔡尚思藐视国民党的思想铁幕，大胆提出：“必须打破道统文统史统治统四个观念。”并进一步指出：“现在如下一个总判决，便是：孔丘实集古代片面谬说的大成，他在社会时代中，是限于等级社会的；在等级社会中，是限于男性的；在男性中，是限于贵族富人、官僚政客、独夫民贼的；这样最少数人所崇拜的惟一师表。”

七、蔡尚思“自由争鸣”观的真知灼见

    上海一家报纸曾以《专访蔡尚思：没有自由争鸣，就出不了大家》为题，把蔡尚思的“自由争鸣”思想发扬光大：

    “为什么中国当代出不了大学问家、大作家？为什么现在搞学问的大多数超不过王国维、章太炎，文学作品则大多超不过巴金、曹禺的早期作品？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对此作了回答。

    他说，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如果不坐下来深入地研究，那必然成果寥寥，甚至一事无成。因此，一位搞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不能花太多的精力热衷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一样是研究历史，为什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比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价值相对大一些，就是因为范老坐下来研究的时间多；而郭老却被各种活动占去了较多时间，无法坐下来潜心钻研。现在学者知名度越高，社会活动就越多，盛名之下，学术生命便因此而夭折了。

    蔡先生同时说：搞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需要有百家争鸣的气氛。学术研究和创作没有自由争鸣的空气，便出不了大家，也出不了名著。”

八、“宛如又一位鲁迅先生”

    沪江大学政治系48届毕业生金昌闾君曾在其回忆录《老顽童春秋》中说：“蔡尚思教授长衫布鞋不事修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曾在《大公报》撰文抨击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国乱民愁，‘全国教育经费仅够装备养活两师国军’。他的声望，对蒋介石有巨大压力，遂遭围攻。……他讲课只有提纲，口若悬河，情文并茂。他热情歌颂商周的奴隶革命和几千年的农民运动；他取孔孟言论之精华而扬弃其糟粕；他称颂法家的民主精神和墨家兼爱、非攻、节用、重工的开明主张；他理智地批判康梁的改良主义；热情拥护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他授课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精神，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心目中，宛如又一位鲁迅先生，从内心深处感谢恩师。”

九、桑榆虽晚峥嵘在

    蔡尚思治学的不二法门，乃是以古典文学入门，以中国通史为基本，以中国文化史及学术史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为主轴的文史哲整合；他大胆争鸣，乐此不疲，与时俱进；他主导对“孔学礼教”的“总批判”：确认传统儒家说教是专制思想的万恶之源；他更因对孔子思想体系的评价卓尔不群，声名远播海内外。

    中国社科院王春瑜赠与蔡尚思先生的贺寿诗，为其世纪思想人生心路里程作了最精彩的诠释：“百年学海一舟轻，扬帆经史任驰骋。桑榆虽晚峥嵘在，拔地苍松有远声。”

    2006年9月4日，上海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授予蔡尚思“终身成就奖”——“学术贡献奖”，表彰他的“学术贡献：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独特见解和丰富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