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有一些细节让人引起联想，比如那个把项羽引入沼泽的农夫，如果没有这个小人物，历史的走向恐怕多少会有变化，然而历史终归是历史，不是实验室，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进行验证，只能根据一些记录进行猜测，包括人物的行为以及心理分析，这样也会使我们的史料日趋丰富，代价则是丰富之中总是会包含一些扭曲的东西，使历史的本来面目难以分辨。

在司马迁笔下，董狐是个小人物，晋灵公时的史官。晋灵公荒淫无道，正卿赵盾屡次劝谏无效，反而使晋灵公起了杀心派刺客去刺杀他，而这个刺客却把实情告诉了赵盾，无奈之下赵盾逃出了国都。后来赵穿起兵杀掉晋灵公并迎回赵盾，立晋成公为国君。对于这一段历史，董狐记载为“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弑者赵穿，我无罪。”对此，董狐一口咬定说：“你身为晋国正卿，逃亡不出国境，大臣谋反又不带兵讨伐，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

董狐此举，孔子称为“书法不隐”，后世称为“诛心之论”。所谓诛心就是从人物的行为之中分析其动机，从思想上对人物进行矮化。赵盾虽然未杀灵公，但董狐料定其内心必有其意，既有其意，其心必定可诛，这就是董狐的逻辑，这种逻辑备受孔子推崇。孔子所称少正卯的五条罪恶之中，第一条就是“心达而险”，也就是用心险恶，至于少正卯如何险恶，险恶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则不予考虑，在孔子眼中，用心险恶的人不能免于君子之诛。而君子之诛则首在诛心，这也是后来道德批评的一种主要方式，弹劾官员、批评大臣均是如此。应该说，董狐首创此举，从历史的角度讲足可不朽。

关于颜异，《史记》中仅廖廖数笔。颜异初为济南亭长，为官清廉正直，后以大农列为九卿，主管国家经济。汉武帝时，由于远征匈奴，国库入不敷出，财政上极为紧张，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对货币政策进行了改革，采用了“白金币”和“皮币”，白金币是一种银锡合金，面值分为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皮币的原料是用上林苑中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每块面值四十万。应该说，汉武帝是使用提高通货膨胀率来搜刮财富的一种方法，在短期来看，这种方法十分有效，但也引起了民间的盗铸之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死者数十万人。

作为朝廷中主管经济的官员，颜异对这种做法存在的弊端是非常了解的，当汉武帝问到他对这种政策的看法时，颜异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现在王侯朝贺皇帝时用的苍壁，才值数千钱，而皮币却值四十万，本末太不相称了。”但颜异最终没能阻止汉武帝的决策，反而使汉武帝对他产生了成见，因为汉武帝现在最需要的是钱，有了钱才可以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持续下去，实现汉武帝心中大汉帝国的梦想。

这时朝廷中用事的人是张汤，张汤和颜异之间一直有矛盾，正赶上这时有人告发颜异，武帝便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颜异曾经和客人谈话，论及国家政令时，客人进行批评说新的政令不便于施行，颜异没有发表自已的看法，“微反唇”。所谓“微反唇”就是面部表情稍稍做了一些变化，类似于撅嘴或撇嘴之类的身体语言，表达了不以为然的意思。于是张汤上奏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知道法令不便施行，不在朝廷上进行辩论却在心里进行诽谤（腹诽），死罪。”颜异最终被杀，《史记》称“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

张汤与公孙弘是同僚，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所推崇的是儒家思想，解决疑难案件所遵循的是春秋的经义，而作为汉代儒家之首的董仲舒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春秋决狱”的发源。所谓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对案件进行审理分析，在定罪的过程中追究案犯的动机，也就是“原心定罪”，如果动机邪恶，即使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颜异一案中，颜异罪行在于知道法令不便而没有上奏皇帝，腹诽则不忠，不忠则应论死，当时称为“见知之法”。与董狐责备赵盾的逻辑一脉相承，不同的是董狐只是诛心，而张汤不仅要从精神上进行摧毁，还要从肉体上进行消灭，与孔子诛少正卯的做法更为类似。

汉武帝尊儒的本质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征服匈奴，而征服匈奴需要的是钱，“白金币”与“白鹿皮币”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货币制度改革。后来汉武帝树立了一个自愿捐出家财抗击匈奴的卜式作为典型，但并没有百姓模仿。又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算缗”，也就是财产税，要求商人和手工业者申报财产，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称为“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此事由杨可主管。史称“杨可告缗”，通过这个举措，“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其实，这就是战争。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豪言壮语背后，是百姓的悲惨境遇。

与战争需要冠冕的理由一样，杀人也需要理由，而且需要更加冠冕。颜异的罪名是“腹诽”，无论如何这个理由是符合春秋之义的，但真正的理由是战争与经济，汉武帝和张汤也不过是借用颜异的一个人头来堵住反对者的嘴而已。及至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持斧铖治淮南狱，以春秋义专断于外”，死者数万人，则又是一个悲惨画面了。《史记》中不乏这种场面的描写，对司马迁来讲，那是一场悲剧。

从客观上说，《春秋》只是一部史书，但却被扭曲而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如果历史上没有《春秋》，历史又会怎样呢，这是个无人知晓的答案，或者改变细节真的能够引起蝴蝶效应吧，可惜的是历史从来不会被改变。“春秋决狱”始于汉，终于唐，完成了“礼”与“法”的结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礼法对维持大一统的国家，维系百姓的道德观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在同时，也造成了道德至上的社会观念。而道德，有时候也是会杀人的。